中国传统文化这种对集体意识的弘扬，必然导致对个人意识的忽略。读中国历朝历代的文献著作，你几乎找不到关于“人格”“灵魂”“个体”等方面的论述，反倒倾向于将个体设计为一个“身”，“由吾之身，及人之身”个人的精神状态，须由他人来界定，这也是符合儒家关于“仁者，人也”的定义。

美籍华裔著名学者孙隆基先生在他所著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是这样阐述中国人的“身”的。他说：“中国人是用‘身’这个名词来指称自己的，例如说‘本身’或‘自身’，如果译成英文，就变成了this body of mine，亦即是指不包括灵魂或精神的人之肉体部分。至于有关本人的指称在英文里是self，有自己的人格（one’s own person）的意思。亲自去经历或去做一件事，在英文里也是用oneself这种人格指称，在中文里却是用‘亲身’等词。英文中on hie person 在中文里也被译成‘在他身上’。至于人格侮辱在中文里则被称为‘人身攻击’，如果倒译成英文就反而变成了physical assault，而不会使人联想到是对一个完整形态的“人”的攻击。”因此，孙隆基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人对自己对别人都只有‘人身’观念，而没有‘人格’观念。”

其实，在汉语中，“身”的定义除了指称自己，还包括人生、生命。比如人的一生就用“终身”来形容，儒家对士大夫的理想要求则是“安身立命”。推而广之，中国人对“身”的这种运用在日常生活中俯拾皆是：比如一个人的家庭背景叫“出身”，家庭财富叫“身家”，一个人的地位和价值叫“身价”，生存状态明显改善叫“翻身”，为了某种理想奉献自己叫“献身”，如果献出的是自己的生命则是“舍身取义”或叫“杀身成仁”。

即便在为人处世当中，对“身”的强调也是屡见不鲜。假如一个人在社会上无法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叫“身不由己”，为了保护自己，只好“明哲保身”，倘若连自己都保不住，那就是“自身难保”，搞不好还要赔上“身家性命”，到时，那就永世不得“翻身”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就带有很强的“身体化”倾向。这种身体化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吃饭”和“安身”成了中国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两大追求。过于现实，缺乏对人生的“终极关怀”。

或者说，只要这两样满足了，就无可无不可了，至于什么精神、情感、信仰似乎都无所谓了。（有些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在中国，为什么民主观念和公民意识始终无法做到深入人心，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此。）而“吃饭”和“安身”似乎又相辅相成、彼此照应的。孔子很早就说过，“民以食为天”，中国人见面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吃了吗？”，找工作有时候也被说成是“混口饭吃”，在一个单位混得好，叫“吃得开”，混不好，叫“吃不开”，如果日子过不下去了，叫“揭不开锅”，朋友之间交往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请客吃饭”，甚至拉交情走后门也得首先用“吃饭”这一招作为见面礼。而我们“混口饭吃”除了养活自己之外，还要养活一家老小，比如抚养孩子，赡养老人。养孩子是为了养儿防老，传宗接代，养父母是为了恪尽孝道、养老送终。中国文化的现世取向，使人把生存的意向集中在世俗中，不像世界上其他的高级宗教那般，具有“超越”与“拯救”的因素。孔子说过：“未知生，焉知死。”这种彻底的“现实主义”是导致中国文化重“身”不重“心”的深层原因。中国人没有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识”，缺乏“终极关怀”，一切以“身”的安顿为依归，造成“有一口饭吃就行”的极端世俗化的人生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