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她在那根翘起的树枝上发现了自己的衣服……

那年我是在爷爷家过的大年初一，现在我还记得爷爷烧的火的温度，以及饭锅上一挂红色塑料纸包装的鞭炮。爷爷说，鞭炮在火上烘干之后，才能放得更响亮。

可是我总担心窜起的火苗将鞭炮的药引点燃，然后在火灶里炸得一团糟，坐在火灶边烤火都不安心。

而奶奶却告诉我和弟弟，大年初一的早晨如果在大门的角落里或者地坪边上碰到一个矮矮胖胖的老头子，千万不要问他的名字，也不要丢引燃的鞭炮吓他。可是奶奶又不说清楚那个老头子的来头。所以我初一早晨不敢太早出门。

放完鞭炮，回到大桌上吃饭时，我也是小心翼翼，因为桌上要多摆几双筷子几只碗，并且在那些碗筷旁边端端正正地摆上椅子。那是留给故去的先人坐的，让他们跟我们一起吃饭过年。我伸筷子夹菜的时候很怕抢了故去的先人要夹的菜。

对我来说，初一有很多很多的禁忌。我是万万不敢跟一个陌生人走到一个昏暗的地方去的。

爷爷家前有一棵年岁已久的枣树。每年的春天，在它周围总会冒出几棵新芽。爷爷说，枣树是一种有灵性的树，所以他从来不将那些新芽砍掉，而是挖出来送给其他想种枣树的人，或者移栽到山上去。

那位老农的家前原来也有一棵枣树，年岁跟爷爷家前的差不多。不过，在这年的大年初一，那棵枣树的枝干已经在火旺旺的火灶里化为灰烬了。那棵枣树的树根则晾在楼板上，等干足了再做其他用。

我问爷爷，枣树为什么是有灵性的树。

爷爷说，因为枣树的名字是黄帝取的。相传，一个中秋时节，黄帝带领大臣、侍卫到野外狩猎。走到一个山谷的时候，又渴又饥又疲劳。突然，有个大臣发现半山上有几棵大树，树上结着诱人的果实。大家连忙奔过去，抢先去采摘，吃起来酸中带甜，分外解渴，疲劳顿解。大家连声说好，但都不知其名，就请黄帝赐名。黄帝说，此果解了我们的饥劳之困，一路找来不容易，就叫它“找”吧！

后来仓颉造字时，根据该树有刺的特点，用刺的偏旁叠起来，创造了“枣”字。

在爷爷烘烤鞭炮的时候，那位老农正在烧水。老农的儿子瞄了一眼楼板上的枣树根，那根曲折盘桓，如一棵倒立起来的树。爷爷曾对我说，树根其实也是一棵倒立的树，以地面为分界，在空气中延伸生长的树属于阳，在泥土里钻伸生长的“树”属于阴。对于树，从一定程度上说，地面以上的树是它的身体，地面以下的“树”就是它的灵魂。

5.

突然“噼啪”一声，通红的枣木炭火爆裂，火灶里溅出无数火星。坐在火灶旁边的老农躲闪不及，手上脸上沾了好些火星。不过幸好火星落到他身上时已经不怎么烫了。

老农的儿子和儿媳吃惊不小，连忙走上前询问老农灼伤哪里没有。

就在这时，老农的孙女儿从外面走了进来，衣裳上沾了些草叶，头发和衣服稍显凌乱，两眼空洞无神。她像是没有看见她爷爷和父母亲似的，呆呆地直往她的闺房里走。她的父母亲斜睨了她的肚子一眼，轻轻叹了口气。

老农拍了拍由火星变成灰烬的脏处，起身问孙女儿干什么去了。由于他知道孙女儿最近情绪不太稳定，所以询问的时候轻声轻语，生怕引起她强烈的反应。

他的孙女儿连看都不看他一眼，走进房间并且摔上了门，像是生着谁的气。

老农的儿子追上去，用力地捶门，叫女儿开门。

老农的儿媳怏怏道：“你就随她去吧！现在是过年，你让她过两天安然日子。”说着说着，她的眼泪就盈满了眼眶，抬起袖子去蹭眼角。老农见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劝儿媳和儿子才好，只拿了火钳在火堆里一顿乱搅，嘴里骂道：“叫你溅出火星来烫我！叫你溅出火星来烫我！”

这个时候，天已经有些亮了。路上的小孩子渐渐多了起来，各人手里提着一个布袋或者书包。他们是出来拜年的。

在这里，要说说我们那块地方特有的拜年习惯。听说山东人拜年是要认认真真恭恭敬敬磕头，听说广东人拜年的口头禅是“恭喜发财，红包拿来”。但是我们那里拜年既不给人磕头，也不要红包。

大人之间拜年，也就拱拱手简单道声“拜年”罢了。讲究客套的人会多说几句恭维祝福的话，递两根白沙烟。

小孩子则不同。小孩子吃过早饭，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一起去村里挨家挨户拜年。走到别人家的门口大喊一声：“拜年啦！”然后将随身携带的布袋或者书包张开，等着这户人家的主人分发糖果或者点心。

等那户人家将糖果或者点心分到他们手里，他们便跑到下一家大喊“拜年”，同时又将布袋或者书包张开。如此半天下来，每个小孩子的包包里都会被各种好吃的装得满满的。

当然了，去别人家拜年前，必须看看人家的门楣上贴的是红对联还是黄对联。如果是红对联，大声喊“拜年”就是了；如果是黄对联，则要悄悄溜过。因为黄对联代表这户人家去年有亲人去世，今年的新年要哀悼挂念故人，不能喜庆。

我和弟弟小时候就是这样拜年的，大年初一拜年得来的糖果够我们吃到十五元宵节，一直到成年才被剥夺这种特权。成年的人再挨家挨户去要糖果就不好意思了。满了十八岁之后，到人家拜年顶多留下喝杯茶，人家往兜里塞水果还要假装说“不要、不要”。

其实现在每次过年回家，我还很想像小时候那样满村子跑，满村子讨要喜糖，不是为了能吃坏牙齿的糖果，而是为了那种童趣和怀念。可惜已经不能了。

那年大年初一，我没有出去讨要糖果。我吃完早饭从爷爷家回来，转换身份，成为坐在一桌糖果面前等待村里的小孩子前来拜年的人。

李树村的那位老农一家也坐在一桌糖果旁边，给每一个前来拜年的小孩子分发糖果。老农叫孙女儿跟着同龄人出去拜年。像老农的孙女儿那种岁数，在成年与未成年的模糊阶段，去拜年要糖果也可以，不去也行。

老农并不是想孙女儿多得些糖果吃，而是为了让她走动走动，散散心。

他的孙女儿不答话，还是关着闺房门。他的好话说了一箩筐，房间里也没见一点儿动静。他只好无精打采地回到火灶旁边，等待一拨一拨的小孩子。

后来老农说，他是在拨弄了一番火灶里半死不活的炭火之后才发现屋里多了一个人的。

那个人站在屋中间，既不叫声“拜年”，也不讨要糖果，只是弯了一对眼睛朝他笑，笑得他浑身不自在。

老农的儿子和儿媳都到里屋看电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