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日伪军一套套“清乡”招数不断，抗日根据地的游击队经常要四处转移。

严酷的环境中，徐念初恋爱了。“在随军服务团遇见了章立，这个人呢，比较聪明，能画画，也能刻章，唱歌、演剧，他都行。”

烽火中的爱情，同样美好。两个年轻人时常书信往来。

由于卫生条件跟不上，到了蚊虫多的季节，许多战士得了疟疾。徐念初的男友章立也病倒了。“发疟疾就是打摆子啊。打摆子有两种，一种是几天发一次，还有一种就是连续发作的。他是连续发作的，这种就比较厉害。”徐念初说。

由于经常要在夜里行军，章立的病情反复，身体吃不消，不得不留在后方医院养病。

恋人间只好暂时忍受离别之苦，以书信传情。

据徐念初回忆：后方医院有一个策反过来的日本人，叫高桥，他也病了。由于语言不通，高桥很少与人交流。恰好章立懂一点日语，两个人的接触多了起来。章立常在给徐念初的信里提到这个日本人。

日子一天天过去，章立的病情还没好转，日伪军的“扫荡”又来了。“那天晚上他们偷袭后方医院。那时候，那个后方医院里都是些病人，不可能天天转移。”徐念初说。突然“扫荡”让大家措手不及，来不及逃跑。日伪军在后方医院里到处搜查，章立只得和其他战士混在百姓中间。这时候，日伪军发现了高桥，就命令他来指认士兵。

“这个高桥还是不错的，他保护了好多人，说这个是老百姓，那个是老百姓，结果就8个人没有办法，因为穿了军装，是到后方医院去养伤的。章立也在其中。就他一人是干部，其他7个都是战士。敌人把这8个人一起抓了。”

徐念初后来听说，天蒙蒙亮，8个人喊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在枪声中倒下了。

几天后，心情刚刚平复一些的徐念初收到了一封信，信是章立遇害前寄出的。“就说他的病基本上已经好了，不过大夫一定要他再休养10天，因为他的身体太虚弱，需要再调理一下。”

徐念初痛彻心扉。“从感情上来说呢，实在过不去，感觉到这人怎么一下子就没了。后来还怪自己，因为刚开始，他是坚决不愿意到后方医院去，后来是领导下了死命令，他没办法才去的。领导下这个死命令的时候呢，我也在旁边，因为当时他身体实在受不了了，我也赞成领导的意见，就催他去。所以我后来想，假设我不催他去的话，也许就不会这样……”

那段时间，徐念初经常梦到章立。在远处，章立唱着歌，挥手和她告别……她也常想起那个从未谋面，却救了不少战友的日本人高桥。

1944年7月1日夜，“清乡运动”开展三周年的日子，在苏中四分区主力部队掩护下，沿途数万群众在三四百里长的封锁线上联合行动，乡亲们火烧竹篱笆。消息传到南京，汪伪政权不得不宣布延期“清乡”。

这一年，汪精卫健康恶化，11月在日本名古屋病逝。第二年，抗战胜利，汪伪政权土崩瓦解。

孙新民和尹洪星接上头后，交涉一直很顺畅。交通线打开后，孙新民随大部队辗转各地，其间失去了与尹洪星的联系。“鬼子投降以后，他那个部队调到别处去了，他的下落不明，估计最终也是打掉了。”

70年过去，白发苍苍的孙新民还记得当年初见尹洪星时他的模样：又黄又瘦，长褂礼帽，坐在桌前，神情复杂。

逢年过节，锅里煮着饺子，窗外鞭炮声不断，徐念初总会想起那段四处游击的日子，那出没来得及上演的剧目，那个扎红头绳的女孩，那位才华横溢的章立，还有那道几百里长的篱笆墙。

她还记得那首民谣：“竹篱笆，硬分家，南边田，北边家，粮田荒芜没法种，种好的粮食吃不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