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7月10日，一艘载着近260名美国年轻人的轮船从旧金山起航，前往中国。如果只看这些年轻人的表情，谁也猜不到他们要横跨太平洋去打仗。

船上有一个25岁的姑娘，名叫爱玛。多年后，她回忆起那次远洋旅途：“我们在船上跳舞，玩得很开心。我给他们照相，他们太年轻了。我想，他们怎么能去打仗？他们只是些孩子。”

这些花花公子式的美国青年，将要和他们的前辈肖特一样，以志愿者的身份，去帮助素不相识的中国人打素不相识的日本人。他们的这支队伍叫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简称AVG ）。

这支队伍的创始人是1937年初以上尉衔退役的美国陆军航空兵教官克莱尔·李·陈纳德，是一个来自得克萨斯州，“身材壮实，深褐色而粗犷的脸孔”，飞行技术精湛、好胜心强的西部老牛仔。

时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驻昆明办事处职员的黄澄说：“陈纳德，这个名字根本是错的，因为电报一来，中国人一看，Chennault，就照英语的拼法翻译成陈纳德，其实不是，他是一个法裔，按法语的拼法不应该译为陈纳德。”

1937年春天，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实际上领导中国空军的宋美龄物色外国顾问，陈纳德受邀。当年7月初，陈纳德抵达上海，宋美龄接见了他。陈纳德在回忆录中写道：

她是蒋介石先生的妻子，比我想象的要年轻二十岁。她讲英语时，像富有的美国南方人那样，慢慢地拉着长调。这次会面使我终身难忘。这一天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晚上我在日记中写道：“她永远是我的女王。”从那时起，我们一同度过了漫长而艰苦的抗战岁月。

宋美龄请陈纳德协助中国发展空军。

考察了当时中国空军的状况后，陈纳德发电报告诉宋美龄：名义上中国当时有500架飞机，但实际上只有91架能起飞战斗，真正合格的航空人员不过600人。

1938年8月，根据宋美龄的要求，陈纳德去昆明筹办航空学校，训练中国飞行员，并协助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航空队对抗日本空军。

1940年，陈纳德受蒋介石之托回到美国寻求援助。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中国提供100架P-40战斗机，同时准许退役或后备役的美军到中国作为志愿人员对日作战——因为此时日美尚未开战。

陈纳德在美国招募飞行员和地勤人员，一些陆军航空队、海军陆战队的后备役、退役人员应募。应募军械师的拜斯登回忆：“1941年春天，我的哥们儿跟我说，中国空军想要一些美国人过去。我不是飞行员，我当时作为一名军士一个月赚70美元，而中国人给我的工资是300美元一个月，比我已经习惯的多得多了，所以我决定试一试，于是和他们签了一年的合约。”

爱玛应募成为两名随队护士之一。和绝大多数同伴不一样，她到过中国，熟悉中国。

1935年，19岁的爱玛作为交换生来到了广州的岭南大学。“对我来说，那是一段很棒的经历。那里的教授非常好，那里的男士是真正的绅士，他们把我当做淑女来对待。在美国，男人们可不像中国男人一样。我对中国男人待我的方式印象很深，而我也习惯了被他们当成一个淑女。”爱玛回忆说。

创办于1888年的岭南大学是中国最早容许男女同室上课的高等学府，在这里留下美好回忆的爱玛，一年后回到美国，仍对中国的一切念念不忘。“我发现在中国的经历非常值得，并且我喜欢在那里的每一分钟。”

爱玛希望再到中国去。“我父亲是医生。虽然我从来不想当医生，但是，我知道再回到中国最好的方式就是以医疗人员的身份去。不过成为医生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我就去耶鲁大学学护理。耶鲁有美国最好的护理教育。”

结束耶鲁3年学业后，爱玛在社区医疗中心工作。生活虽然安稳，她却时时在诊疗台前怀念当初在中国的淑女生活，直到有一天，一个表情严肃的男人站在她面前，问她愿不愿意去中国。

“他们招募医疗人员，去了耶鲁。那时候，美国、欧洲的航空队里都没有女的。耶鲁的老师对他们说，有个女生一直想回中国。所以他们就找到了我，我当然就参加了。”爱玛说。

就这样，爱玛终于可以回到梦寐以求的中国，回到那些绅士们中间。不过，她没想到，就在漫长的远洋旅途中，她被船上的一位牛仔——年轻的飞行员约翰·佩塔奇俘获了芳心。

“船上有一个游泳池，我穿上泳衣去游泳，他就是在这个时候见到了我……我们在那艘船上度过了非常美好的时光，做了很多有趣的事情。我们跳舞，在甲板上聊天，他给了我他所拥有的一切，我们就这样相爱了。”

爱玛和佩塔奇随大伙儿踏上中国土地时，陈纳德看着这109名飞行员、150名机械师和后勤人员，在日记中写道：“在抗击日军的战斗中，我第一次有了我们需要用来打败他们的一切东西。”

1941年8月1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正式成立中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任命陈纳德为上校衔大队长。志愿大队拥有99架P-40A、P-40B型战斗机，共3个中队。当年9月1日，志愿大队部设到云南垒允的“中央飞机制造厂”，这些美国人名义上为该厂雇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