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避免危机的发生，美元需要采取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并举的措施。时下，联邦财政收入仅占GDP的19%，这远低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中央财政收入。除医疗保健、社会保障、国防和债务利息外，美国的开支已经从20世纪70年代占GDP的14%降至当前的10%，所以可自由支配的非国防开支实际上已经无可削减了。或许有人会认为这10%中还存在小额储蓄，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将该比例降到5%以下。而且，关于这些开支中存在浪费的看法也只是异想天开。而在2015年之后，随着“婴儿潮”一代的退休，联邦政府的开支将可能会达到GDP的25%（基于当前的预算方案估测）。而按照当前的法律，在接下来的1/4个世纪，联邦开支会升至GDP的40%，这也就是说，当前的法律不可能会继续保持不变。

一个和平和解的新时代或许会降临世界，让美国得以削减国防开支。或者，在医疗保健深化改革方面，各方就大幅降低服务交付成本达成一致意见。至于哪一种场景更值得期待，现在仍不得而知。但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恢复财政平衡需要处理好权利的问题。提高退休年龄可以达到降低养老金成本的目的，但这需要征得各方的同意。此外，放开移民政策也可以缓解社会保障金不足的问题。在美国政界人士所谓的“财政收入增加”问题上，各方也需要达成协议。比如，征收更高的汽油税、拍卖温室气体排放许可证或征收商品增值税。但由于共和党无条件地反对征收任何新税，民主党总统在竞选时承诺不再提高中产阶级的税负，而有着强大院外游说活动能力的美国退休者协会（AmericanAssociationofRetiredPersons）又反对削减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开支，所以在正常的国会政治体制下，各方能否达成有意义的成果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有鉴于此，一个颇有吸引力的方式就是将决定权从国会议员手中转移到两党委员会心存善念的成员手中。国会将提供授权，并指定委员会按部就班地推进消除赤字的计划。所有的税收和开支项目都拿到桌面上公开讨论，社会保障、医疗保健和医疗救助也不例外。不同于国会-国会议员代表的是选民的利益，这个委员会代表的全民的利益，它会全盘考虑整个国家的情况。国会将得到一个解决方案，而在该解决方案中，所有人都要作出牺牲，但只是作出轻微牺牲。然后，委员会的建议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进行表决，或通过，或不通过。

这并不是一个不合情理的想法，但也未必就一定能奏效。如果国会不愿意增加税收或削减开支，那么它就不会给予这个委员会以真正的独立性。它不愿意承担义务，也不愿意以表决的方式接受或拒绝该委员会的提议。一个基于行政命令建立的两党委员会，如果它缺少反对党的支持，而且国会也不打算接受或拒绝它的提议，那么它的影响力就会相当有限。即便国会承诺接受该委员会的提议-否则政府将缺少预算并将失去提供基本服务的能力，那么也不应低估美国立法委员犯错误的能力。而最有可能的提案反对意见肯定来自加利福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