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何清涟所指出的，在中国成为精英的巨大困难限制了中产阶层的发展潜力，从而削弱了他们的消费能力，而这一阶层正是国内外政治和商业领导者们寄予厚望的一群人，希望他们能够成为全球经济新的推动力。目前位于中产阶层顶层的包括高薪的脑力劳动者、国有中小型企业的管理人员、中小型公司的私营业主、外资企业的白领以及国有垄断企业的员工等，这些人的数量在2 900万以上，占劳动力人口的4%左右。其次还有专业技工、科研人员、律师、大学和中学教师、艺术和媒体行业的普通员工、普通公务员、国有企业的中低级别管理者以及经营状况较好的个体户和商人，这些人加起来差不多有8 200万，占劳动力人口的12%。虽然中国的中产阶层构成与西方国家相类似，但他们占总人口的比例却比西方国家要小得多。

政府在营造消费型社会的过程中面临重重阻碍，一方面中国中产阶层的人口比例太小，此外更为严峻的考验来自中国广大的工人阶层。中国的劳动力人口代表了数百万潜在消费者，但他们中的许多人此时正面临着失业或非充分就业的巨大压力，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末的私有化浪潮以来，数百万“下岗工人”加入了失业大军，截至2000年，官方统计的失业人口就已经超过了1 000万，实际人数无疑将会更多，而且这还不包括数亿穷人和农民。在经济改革刚开始的那几年，农民可以将他们富余的粮食出售，因此那些居住在离大城市不远的农民们首先富裕起来，但是这一趋势未能得以延续，如今农民肩上的负担依旧沉重。农业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非工业化阶段，很多地方没有效率可言，因此农民的收入一直得不到提高。2008年，依靠政府资助的穷人至少有3 500万，失业人口达到1亿，此外至少还有1亿的进城务工人员用劳动力换取可怜的薪水。在何清涟看来，中产阶层人口的大幅缩水以及底层人口的迅速扩大势必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至于由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全球贸易机遇能否解决上述问题，何清涟心存疑虑。中国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所有的官员腐败问题，而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可能还会加剧社会精英和其余人口之间的两极分化，拉大沿海省份和内陆省份之间的贫富差距。

尽管如此，中国在创造一个西方式的消费文化方面——从购买运动型多功能汽车到海外的高尔夫假期——丝毫没有减弱的趋势。虽然民众会抱怨官员动用公款为类似高尔夫这样奢侈的爱好埋单，但对高尔夫这样的消费本身没有异议。虽然许多中国人厌恶富人们攫取财富的方式，但他们同时也赞同和羡慕这些新富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文化也因此变得更加根深蒂固。腐败官员来了又走，但是他们“帮助”建立起来的富人的生活方式，即消费文化的顶峰却变得更为巩固。北京一家专门面向青年都市职业男女的豪华夜店Block 8的经理塞巴斯蒂安在解释为什么奢侈的生活方式能够在中国盛行时说道：“原因在于‘美国拥有者’都生活在此。”虽然这些新的“美国拥有者”现在可能还只是在模仿其他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但是随着他们和中国一起变得越来越富有，他们有朝一日也必将开始重新定义国际的奢侈标准，告诉全世界什么才叫做“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