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那个时候绝大部分中国人家里都没有冰箱，而且都习惯于购买新鲜肉类和农产品，因此每天出入于沈阳这44家市场的消费者多达50万，消费者的选择权以及消费对生产的决定作用在很短的时间内又重新回到中国。几年时间里，居住在沈阳以及全国各个城市的居民都能在家附近找到类似的市场买菜和购物，甚至那些国有单位如酒店、餐厅等也开始从这些市场购买至少一部分商品。事实上，这场重新出现的市场文化浪潮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以至于那些国营商店以及农业合作社也开始出售剩余产品，当然是在完成国家指标的前提下。在经济改革的最初几年，国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在零售领域的矛盾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

始于这些本地农产品市场的大众消费的回归，不仅意味着选择权的恢复、周期性“匮乏”的终结和“充裕”观念的转变，更意味着每个人的日常消费发生了改变。在过去的国营商场里，顾客有时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商品，正如一位女士回忆的：“在天津只有一家国营商店卖我最喜欢吃的糖果，但我却不能选择糖果的口味和包装，我最喜欢的口味是柠檬的，但售货员每次都在装糖果的大罐子里随便抓一把，因为在那一大罐糖果里柠檬味的总是只有那么几颗，所以我经常失望而归。”但在市场上，买家可以随意挑选他们想要的水果或衣服，因此私人买卖的恢复同时也就意味着消费者选择权的恢复（而且正如我们所见，这一点恰好解释了品牌和广告的恢复，因为商家想讨好消费者）。市场上销售的商品质量要比国营商店里的好，价格自然也会比较高，沈阳的投机商人就开玩笑说，他们能够根据商品的外形、包装和质量来辨别该商品是来自国营商场还是私营市场。现在只要哪里缺了什么东西，在利益的驱使下，商贩们就会想尽办法从其他地方把东西运到这里，很快，商品在全国实现了流动，而且总是流向那些能够卖出好价钱的地方。我身边很多同事都决定，如果他们的收入无法超越这些商贩，就加入他们的行列。最早在诸如北行农贸市场这样的市场里卖东西的商贩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外地移民、刚从监狱里出来的人以及附近的农民等，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并不高。但就在10年左右时间里，商贩的队伍中又多了一批人——大学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