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银行来说，通常情况下，承担的风险越大，收益越大，但也有可能损失惨重。从社会的角度看，银行不应当承担这么大的风险，因为一旦遭受损失，代价是十分高昂的。不幸的是，金融体系的激励机制鼓励利用短期的优势，这也使得银行从业者更热衷于追逐风险。

尤其有害的是，为推动政治目标的实现，或避免政治痛苦，来自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已经或即将进行的干预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促使很多金融实体承担同样的风险。这样一来，风险转化为损失的可能性就更大了。金融行业当然应该为风险承担主要责任。在这次危机中，金融业的失败表现在以下方面，如扭曲的动机、盲目乐观、贪婪、错误的信念以及从众心理。但是政府也难辞其咎，它让风险看上去更加诱人，妨碍市场遵守规则，甚至还为违规行为叫好。不幸的是，危机发生之后的政府干预正好符合了金融部门事前的预期。在这次危机之中，政治道德风险与金融业的道德风险一拍即合。令人担忧的是，此类情况很有可能会再次出现。

换句话说，在现代民主制度中，自由企业资本主义的主要问题一直都是如何平衡政府和市场所扮演的角色。尽管很多学者都把重点放在定义两者的合理行为上，但是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才是脆弱性的主要来源。在民主制度中，政府不会允许普通百姓遭受来自残酷市场的附带损害。成熟的现代金融业了解这一弱点，通过各种方式利用政府对不平等、失业以及金融稳定的担忧。问题的症结是，从根本上讲，资本主义的宗旨和民主制度的宗旨互不相容，但两者却能够携手并进，因为两种体系可以互相弥补彼此的缺陷。

我并不是要为银行家们辩护，他们在危机发生之后的政府救助阶段仍然享受高额津贴，从道德上说，这是令人愤慨的，从政治上讲，这也是缺乏远见的。但是光有愤怒是没有用的。尽管金融行业罪行累累，但由于它处在多条断层线交汇的中心位置，行为自然会受到影响。包括银行家、政客、穷人、国外投资者、经济学家和中央银行在内的每一位参与者都做了自以为正确的事情。但实际上，像政客和银行家这样的关键参与者极有可能无意识地分别受到了选举模式和市场认可的影响，选择了促发危机的行为。我们无法找到真正的恶人，而且每一个参与者都没能成功地弥合断层线，使我们更难找到解决方案。规范银行高管的津贴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尤其是当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承担着多么大的风险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