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条断层线是国际收支失衡。靠借贷消费是有限制的，一旦对消费品和服务品的需求强劲增长，就会带来通货膨胀。央行就不得不提高利率，这就会让消费者借钱的能力下降。但是，在过去20年间，美国家庭消费的增长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国外的资金，尤其是德国、日本、中国等贸易顺差国。这些国家的国内储蓄高于国内投资，因此才出现了经常账户顺差。为什么这些国家，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会走上出口导向的发展道路呢？归根到底，这是由于这些相对落后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焦虑症。过去的经济增长从来没有这样快。1820-1870年间，当时的“新兴市场”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分别是1.8%和1.3%。它们成长为发达国家，靠的不是高速增长，而是长期持续的增长。但是，1950-1973年日本的增长率已经超过8%，中国在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甚至超过了日本。德国和日本在战后鼓励出口，是出于形势所迫。当时，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和日本满目疮痍，国内居民的消费能力严重不足，唯一的出路就是出口。日本和德国的成功经验很快被发展中国家所模仿。一开始，很多发展中国家借鉴的是苏联模式，热衷于建立国有企业，但效果并不理想。后来，发展中国家发现，出口对于经济增长能带来两个好处：一是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是真刀真枪的，只有真正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才能生存，把自己的企业逼到国际市场上，有助于其加速成长。二是国际市场可以克服国内市场狭小的局限，最大限度地实现规模经济、专业化分工的优势。但是，为了鼓励出口，发展中国家普遍采取压低利率，尤其是存款利率，以及压低汇率的政策，这不利于鼓励国内居民的收入增长和消费。与此同时，国内的服务业往往受到政府的过度保护，效率低下。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实行出口导向的发展中经济大多是威权主义政权，这是因为，靠压抑国内消费刺激经济增长的做法，靠一个民粹主义政府几乎是无法实现的。

问题在于，这种重出口，轻消费的政策从长期来看是难以持续的。政府也要对民众的怨言做出反应。但是，当各国政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的时候，往往已经积重难返。德国在这一问题上比日本做得更好，这主要得益于德国加入了欧盟，因此很多会得罪既得利益的国内改革，可以借助欧盟的外部约束实现。日本就没有这样的便利。加之日本很快就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实施改革更是难上加难。日本的官员回忆，说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股市和楼市价格暴涨的时候，日本政府本来是希望利用财富效应，鼓励国内投资和消费，借机实现战略转型，结果出乎意料的是，企业投资没有增加，因为日本企业都到海外，尤其是劳动力更廉价的东亚地区投资了。消费的增长只是昙花一现。到1990年之后，日本的股市和楼市泡沫破灭，日本从此失去了改革的最佳时机，进入了失去的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