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本次金融危机这个典型的例子，我们不难发现宽松信贷是一个成本极高的再分配方式。太多本来没有购房欲望的贫困家庭赔掉了本来就少得可怜的积蓄，而且落得无家可归；太多的房子建好之后就永远闲置在那里；太多的金融机构损失惨重，不得不让纳税人花上几年的时间慢慢吸收这些损失。尽管住房自有率的确提高了—从1994年的64.2%提高到2004年的69.2%—太多本来无力偿还贷款的家庭也没有抵制住诱惑，自从2004年开始，住房自有率开始下滑（到2009年第四季度已降至67.2%），随着越来越多的家庭被取消抵押品赎回权，这一比率可能还会继续下降。

这场教训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没有什么“解决方式”能像打开贷款的水龙头一样，在开始时给人支持与信念，结束时却只剩下相互指责和埋怨。贫困国家现在依然热切地希望得到外国的援助。现在我们知道，援助只会带给人们依赖性、债务和治理不善，却很少带来增长。一个解决问题的新方式是小额信贷—通过团体贷款的形式将钱借给穷人，在这个系统中，来自团体内其他人的压力会增加个人还款的动力。尽管这种方式在小范围内适用，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任何做法一旦大面积推广，尤其是被当做政府的政策工具时，就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看着美国梦日渐衰微，看着美国民众的机遇正在渐行渐远，美国应该做些什么？对问题视而不见只能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如果不加以纠正，不平等现象只会变本加厉，甚至会激起民众强烈的反应。在民主社会中，当人们看到经济前景暗淡无光时，他们会寻求政治上的解决途径，如果政治不能对此作出反应，他们就会想其他的办法。在政治上充当替罪羊的第一受害者往往是那些最显而易见、最易被妖魔化，同时最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人。非法移民和国外工人并不参加选举，但是他们对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非法移民所做的工作是正常情况下别人不愿意去做的，而国外工人为我们生产了廉价的进口商品，提高了美国人，尤其是那些低收入者的生活质量。总会有一个比寻找替罪羊更好的解决途径，我将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探讨可行的解决方法。

现在，我想转入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日益突出的问题。正当美国在政治压力的作用下开始走上刺激消费的道路时，像德国和日本这样靠出口拉动增长的国家已经占据了全球经济的更大比重。为什么这些国家以及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国家对这种方式产生了依赖，这种依赖又会对美国这样的国家产生何种影响，这便是我下面将要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