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转型问题上的一个反面教材就是印度。在首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治理之下，印度着力加强企业的组织能力。尽管尼赫鲁将钢铁和重型机械等产业收归国有，却从未大力压制私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实行了一套臭名昭著的“许可证统治”，表面上是为了谨慎使用国家储蓄，而实际的意图却是引导投资撤出官员们认为不能为未来增长奠定基础的产业（甚至包括汽车这样的耐用品产业），并将投资引向重型机械等能够为经济增长助力的产业。可是，这种政策的结果就是那些现有的企业，尤其是早已站稳脚跟的企业受到了政府保护，无须参与竞争。政府还设法阻止外国竞争，以此来为印度的薄弱产业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直到它们羽翼丰满并具有竞争力。

然而，印度政府向这些企业提供的保护却使企业堂而皇之地成了“彼得潘”（苏格兰剧作家詹姆斯?巴利笔下不肯长大的小孩），即永远壮大不了的公司。汽车工业即为明证。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印度只生产了五种型号的大使牌轿车，而且不同型号之间仅有的区别就是前灯和格栅的形状。印度取得独立之后，其经济实现了快速的增长，但现在却陷入了困境，人均实际增长率仅为1%，这一增长率被嘲讽地称为“印度增长率”。

早在20世纪60年代，印度就应该像韩国和台湾地区那样，转向出口市场，建立更加开放的经济。但由于印度国内市场受到保护，而且与一般的后发国家相比市场很大，因此企业全然不顾国家鼓励出口的政策，而甘于仅仅开发国内市场。而且政府并没有作出巨大的变革努力，因为这些特权企业为执政党选举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这一阶段的民主国家显示了很多的缺点，韩国的朴正熙和新加坡的李光耀却不必为这样的问题而担忧。结果，在韩国等国家的经济腾飞很久之后，印度依然封闭、贫穷、没有竞争力，而在20世纪60年代印度与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