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的纺织女工因其繁重的工作被称为“笼子里的小鸟”，她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个月只休息两天，在公司的集体宿舍里过着囚徒般的生活。在大多数情况下，工人被困在工厂里长达3~5年，这种合约安排和契约奴役制没什么两样。在拥挤的集体宿舍里，年轻的妇女不仅共用一张床，甚至共用睡衣，而且被装有竹矛和带钩的钢丝的篱笆围困在大厦内。食物匮乏，卫生状况差，疾病流行。即使在状况得到改善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棉纺织厂仍继续严苛地管理着女工。

早在19世纪初，纺织业在许多方面都带有全球产业的特征，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全球服装贸易才开始。尽管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上述两个行业都处于领先地位，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纺织品在全球纺织品和服装贸易中所占份额开始下滑，底线竞争中的新领跑者开始提供成本更低的劳动力（见图6-2）。20世纪70年代，“亚洲虎”（中国香港地区、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底线竞争中超过了日本，在纺织和服装工业占据着领导地位。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香港地区成了最大的服装出口地，是面向西方低端服装市场的生产基地。1976年，纺织和服装业占香港地区制造业就业岗位的近一半以及出口的半数。1980年是香港地区该行业的就业高峰年，其纺织和服装业雇用了近40万名工人。香港地区廉价的、没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也促进了其他轻工业的发展。同样，在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年轻的妇女从农村地区涌进棉纺织工厂，用纺、编、织、缝的方式让她们的国家和地区成了亚洲的经济奇迹。

20世纪70年代中期，纺织和服装业出口占韩国出口的35%，纺织和服装业雇用了中国台湾地区超过20%的工人。又一次，该行业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由劳动力成本驱动：这些国家和地区纺织工的工资约为美国水平的7%或日本的15%。又一次，仰慕者和批评者都对没有其他出路的农村妇女的顺从和勤劳感到惊讶。

但没过多久，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内地苏醒了，渐渐摆脱“文化大革命”的梦魇，其工资水平也比香港地区的普遍工资低90%。更重要的是，中国内地有成百上千万的年轻妇女-灵巧、麻利、绝望和温顺-她们非常渴望摆脱农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