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会议之所以变得乏味，是因为剧烈的斗争已经结束。2000年或2001年，大学能够控制或至少能够影响世界范围内的厂家的生产方式这一思想还很激进，但到2006年在大学管理层和企业之间已成为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理念。供应链行为准则、工厂监管及工厂生产情况公开和许多其他措施都成了标准的商业措施。不论他们是否喜欢这种情况，委员会的学生成员如今已是这个机构的一部分：他们现在每两周跟拉马尔·比卢普斯会面一次，拉马尔·比卢普斯是许多监督委员会的新任商业政策副总裁助理，这份工作是为学生的激进主义而设的。在会议上，学生和管理者讨论为乔治敦大学生产校服的各个厂家出现的问题以及应该怎样回应这些问题。学生仍在努力继续开拓多种阵线，他们最近的举措是针对指定供应商计划的，该计划将与模范工厂签订长期合约。无须占领谁的办公室，激进主义者就可以在谈判桌上占据一席之地。的确，那是他们的谈判桌。

从长远来看，当会议变得索然无味时，我们就会前进一步，这很清楚。无聊的会议意味着这种激进思想已经成为主流，还有美国当局已经改变了其对是非曲直的看法。为取缔童工，为安全出口、最低工资或工厂行为准则而进行的抗争却从未令人厌烦。当工人权益协会取得胜利时，会议也变得索然无味了。当斗争因支持和反对变得激烈时，一切就变得有趣了。当斗争结束时，会议内容不再是是否设有安全出口而是把它设在哪里，不是是否有最低工资而是怎么管理最低工资，不是是否公开工厂位置而是通过什么方式公开和公开频率。当美国当局已经改变主意而我们只需要在下一次委员会晨会上拿出细节方案时，会议就变得沉闷了。

我在会议上表现出来的乏味对我遇到的许多制衣工人以及那些将会跟随她们的姐妹们来说是一个好的迹象。

乔治敦大学的反“血汗工厂”运动有点儿像莫罕达斯·甘地的做法。在激励早期的社会和政治激进分子时，甘地描述了这样一种历史模式：“一开始他们忽视你，然后嘲笑你，继而与你作斗争，最后你胜利了。”底线竞争也不能避免这种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