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揭发批判了张国焘的严重错误，讨论了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的战略方针的报告和结论。毛泽东指出：目前应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这个方针是目前的基本方针。中央应继续坚持北上的方针。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是应该在川、陕、甘创建苏区。但现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北上，所以，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导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我们是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不然就永久打游击战争。经过游击战争，我们可以打通国际联系，可以得到帮助而克服敌人的堡垒主义。毛泽东还在结论中指出，关于目前的战略方针，同在川、陕、甘创造根据地的计划是有变更的，因一、四方面军已经分开，张国焘南下，使中国革命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失。但是我们并不是走向低落，而是经过游击战争，大规模地打过去。张闻天在发言中也指出：我们目前的战略方针是改变了，因为一、四方面军分开，我们的力量削弱了，所以我们的战略方针不能不有变更。目前战略方针应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更大规模地来进行国内战争，而不是不得到国际的帮助，我们就没有办法。中国革命应得到国际的指示，政治上的领导。最近一时期，与国际失去联系，这是我们很大的损失。

俄界会议的方针，是在党中央率领红一、红三军团孤军北上，长征落脚点情况不明的状态下做出的。主要基于这样几点原因：其一，红一方面军长征至今已历时一年，行程两万余里，减员十分严重，极度疲劳。北上面临着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有极大的危险，迫切需要有一个稳定安全的环境整顿休养兵力，再图发展。苏联边界地区就具备这样的条件。其二，中国革命是中国同志自己的事情，要靠自身的力量去战胜敌人。但并不是拒绝帮助和支援，打到苏联边界去就可以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有利于战胜敌人。其三，北上抗日是党中央长征中的政治路线和根本方针，打到苏联边界去，符合党中央的这一方针。党中央到达能够指挥中国革命的地区去，有利于领导全国革命。其四，党中央进入甘肃后，距苏联、外蒙边界地区虽然还有千里之遥，但只要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就完全可以战胜敌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实现这一方针“无疑是可能的”。

俄界会议后党中央率领一、三军团继续北上，为实现“打到苏联边界去”这一目标而努力。突破天险腊子口之后，9月20日，党中央在哈达铺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根据张闻天的提议，决定派谢觉哉、毛泽民去新疆建立交通站，可能的话与国际接头，设法打通国际关系。后来随着在哈达铺、榜罗镇等地对全国形势和陕甘革命根据地情况的了解，党中央在榜罗镇、铁边城、吴旗镇等会议上多次讨论了战略方针的改变问题，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俄界会议提出的打到苏联边界去的方针，因形势变化而暂时搁置。对此，毛泽东曾在10月22日召开的吴起镇会议上指出：“俄界会议与张国焘决裂，那时口号，打到陕北去，以游击战争与苏联发生联系。榜罗镇的会议（由常委同志参加）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虽然党中央提出打到苏联边界去的方针，因情况变化在当时未能实现，但在这一方针指引下，红一方面军北上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结束了长征。此后，党中央并未放弃“打通苏联”的方针，而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战略计划。

三  打通苏联、便于抗日的方针

1935年10月，党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时，全国形势正处在一个剧烈变动的时刻。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大大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凶焰，日军已将侵略的魔爪由关外伸向了华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一二·九”运动的爆发，标志着全国抗日怒潮的空前高涨。

在这一形势下，党中央认为中国革命、日本革命和苏联反对侵略者的斗争会合在共同目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基础之上，苏联是中国革命最有力量的帮手。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能够得到苏联的支持和帮助。

党中央到达陕北后，随着张浩（林育英）、阎红彦、刘长胜等人从苏联陆续回国，党中央同共产国际的电信联系开始恢复。毛泽东在1936年1月1日复电朱德时说，“国际除派林育英同志来外，又有阎红彦同志续来”。“我处不但与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联系，对国际也已发生联系。”林育英等人的到来，也带来了斯大林不反对中国红军主力从北方（外蒙方向）和西北方（新疆方向）靠近苏联的意见。2月14日，林育英、张闻天致电朱德和张国焘，建议红四方面军向陕甘发展，指出：“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接近苏联。”“为在北方建立广大根据地，为使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联成一片，为使红军（成为）真正的抗日先遣队，为与红军联合，反对共同敌人日本，为提高红军技术条件，这一方针自是上策。”由此打通与苏联的联系，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成了党中央在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制定战略方针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党中央到达陕北后，面对国内形势变化和对苏联因素的考虑，从实现对日作战的目的出发，进一步提出了“打通苏联”的方针，并把这一方针作为红军东征的战略任务之一去执行。

1935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直罗镇战役同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开辟我们的苏区到晋陕甘绥宁五个省份去，完成与外蒙及苏联打成一片的任务。”12月1日，毛泽东在致张闻天的电报中认为：“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因为这个方针是使中国革命战争，尤其不久就要到来的反日民族战争，取得更加有力量与更加迅速发展的正确方针。”提出：“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这是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

12月23日，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作军事问题的报告，提出红军的行动应放在“打通苏联”和“巩固扩大苏区”两项任务上。总的方针是与苏联取得联系。同日，张闻天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军事行动方针的发言，提出红军“总的目标是：消灭卖国贼，准备与日作战，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巩固扩大苏区，打通国际路线。打通苏联与巩固苏区，现在要争取同时实现”，“我们的方案是占领宁夏，背靠外蒙”。当日，中央政治局在通过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就战略方针问题指出：“第一方面军行动部署之基础，应确定地放在‘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并把‘打通苏联’作为中心任务，拿‘巩固扩大现有苏区’同它密切地联系起来”，“总的方针是与苏联取得联系”。具体行动准备“拿三个步骤，达到打通苏联与巩固开展现有苏区的任务”。其中第一步，在陕西，从南北两线给进犯之敌以打击，保证东征的后方安全；第二步，在山西，开辟苏区，扩大红军，筹措给养；第三步，在绥远，依日军对绥远的进攻情况，由山西转向绥远，接近外蒙，打通苏联，便于抗日。1936年1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作《关于目前行动方针与计划》的报告。指出：今年我们的基本任务是巩固和扩大苏区及打通苏联。

东征期间，党中央准备派邓发前往苏联，毛泽东与彭德怀在东征前线致电周恩来、张闻天和邓发，就邓发去苏联的任务认为包括以下几点：（1）对日作战彼我双方之共同步骤问题；（2）两军委通讯联络问题；（3）我军向绥远行动并向绥远创立局面问题；（4）技术问题，能否接济步枪、步弹、轻重机枪、高射机枪、步兵炮、新式架桥设备、无线电器材，如可接济，我军在秋天全部开赴绥远接运一次至二次；（5）人的帮助问题，担任特种技术教育者数人，担任作战者数人。

党中央这个时期提出“打通苏联”的方针，主要基于这样几点原因：其一，从国内形势看，中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打通苏联有利于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实现对日作战。其二，从国际形势看，日本的侵略也威胁到了苏联的安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苏两国人民的共同目标。打通苏联，中国革命可以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帮助，有利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其三，将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苏区有机结合，互相推动和促进，发展革命形势。通过巩固扩大苏区，争取打通苏联；通过打通苏联，争取帮助和支援，壮大红军力量，巩固和扩大苏区。

党中央打通苏联的方针在东征中未能实现。东征红军进入山西后，由于蒋介石、阎锡山军队的阻挠，于5月初在实现了第二个步骤后，安全西渡回到了陕北。

注：以上内容图略，图片内容请参考原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