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怎么会发展成这样呢？吉尔德问自己。因为他真的聆听到了技术的声音，而且，早在信息革命还在孕育中时，他就开始聆听它的声音了。“也许，放在一个更完美的世界里，事情就会不一样了。”他努力说服自己。要知道，他可是比一般人早很多就开始谈论这一切了，也从中赚了不少钱：1997年，有350人为了参加他的通信研讨会，每人支付了4 000美元的入场费；他的每场演讲都有上千人来听，每次他都能赚5万美元；1999年，他推荐的科技股的平均回报率超过247％；到2000年年底，他的投资通讯的订户已经超过7万，每个订户每年支付给他295美元。在其巅峰时期，单“吉尔德”这三个字就能让股价在一天之内陡然提升50％。

但此时，这位新时代的救世主陷入了厄运。一夜之间，科技股遭受重创，人们对他的研讨会不再有兴趣，也不再订阅他的投资通讯，因为大家似乎不再关心能从一个硅芯片中挤出多少比特了。更糟糕的是，2002年1月，他钟爱的公司-那个他认为能够“改变世界经济”的公司传来了噩耗，该公司被列入《破产法》保护的行列。吉尔德在反省这么多年积累起来的财富时说：“某一段时间内你可能风光无限，但是下一秒，你却无法向你的股东支付最后100万美元，你的房子也被留置了……几年来，我一直是世界上最出色的个股挑选专家，但在去年，你会说……我是最差的。”可怜的乔治，当风向向着他时，他富得流油；而当风向改变时，他一下子就破产了。

但是就吉尔德的信誉来说（是信誉，而不是收益），他的投资方法是不错的，至少他把钱投到了他想投的地方。他误导的不只是投资者，还有他自己。他买入了所有这一切-环球电讯、新时代以及他自己的出版生意。

即使在纳斯达克崩盘后，吉尔德仍陷在新时代的幻想中无法自拔，依旧对新技术奇迹信心十足。后来，他把自己的信念解释为“通信技术的力量”，声称这种力量正在“改变世界经济，改变现有的政治、文化秩序”，并且能够显着地提高生产力：“它能以微不足道的成本，在任何时间，将任何数量的信息传输到任何地点的任何人那里，这种力量将大大解放生产力，使生产力提高到人们无法想象的水平。”

这种观点的背后是更为疯狂的想法，即以数字化数据为表现形式的信息能使人致富。吉尔德的这种想法正是当时时代精神的体现，那时候，乐观主义渗透到了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