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曼不是唯一一个持有这种观点的人。20世纪，大众民主和大众市场逐渐将“应当学派”逐出了政治界和经济圈。在19世纪，如果一个人破产了，那么他的亲戚朋友都会认为他是从道德上堕落了。他们会猜测他肯定做了什么不应当做的事情-赌博、喝酒，或者挥霍。

然而，随着经济走向集体化，失败的风险从个体身上转移到群体。如果一个人在20世纪30年代破产了，那这肯定不是他的错，他可以责怪股市崩盘，责怪大萧条。如果人们变穷了，那也不是他们的错，而是社会的错，因为社会没有给他们提供工作。如果投资者亏损了，那也不是他们个人的错，而是美联储的错，或是政府的错。如果消费者花了太多的钱，那是谁的错？也许是因为美联储把利率设得太低。反正，不管怎么样，大众不需要认错，不需要承担任何个人的失败。相反，失败被集体化、技术化了-技工没能拧正确的螺丝。“应当”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政治上，大众把受到惊吓的大多数人的意愿当做最高权威，不管他们决定要做多么离谱、多么糟糕的事情。大众的意愿怎么可能是错的呢？

市场同样如此。经济学家因为指出“大众市场永远都不会错”而获得诺贝尔奖。“完美市场假说”证明，数百万投资者和花钱的人作出的判断总是正确的。现代经济学的方法从探索一个人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转变成了统计分析。

“在一个统计学繁荣昌盛的社会里，自由和个性很有可能被抹杀，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莫罗尼在《数字真相》一书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他说：“在历史上，统计学不过是‘国家算术’，在统计学这个体系中，由于只取平均值，所以个体之间的区别被抹杀了。统计学曾被用来-事实上到现在还是这样-让管理者知道伸手掏被统治者的口袋的安全临界点在哪儿。”

经济学家在经济这台大机器的各个部位安装了不同的传感器，以帮助诊断这台自动化机器可能出现的故障。借助来自这些传感器的数据，经济学家才能调整利率，或者建议打开节流阀，让更多新货币进入。当然，这很荒谬。这个完美的市场为什么不在需要的时候设定精确的利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