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的选择方面，母亲对我的影响很大。父亲有意避免向任何一个儿子说明自己的倾向性，因为他相信这应当是我们自己独立的选择，拒绝以任何形式来影响我们的决定。结果，多少有些令他失望的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进入他的母校-布朗大学。在另一方面，母亲则希望我们当中有一个人能念哈佛大学。她最喜欢的兄弟-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就毕业于哈佛大学，她希望我们有人会沿着他的足迹走。我的哥哥们都上了其他学校，因此我是她最后的希望。虽然她并没有向我施加过多的压力，但她那静静的说服力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虽然我是17岁上的大学，但并不是因为我在学业上有多么聪明。我5岁那年进林肯学校上一年级-比大多数人早了一年-是因为我所有的哥哥们都上了学，而我不喜欢独自一人在家。由于林肯学校特别重视个人的发展，这样我才得以跟上班级，并在16岁毕了业。林肯学校没有教给我规规矩矩的工作习惯，在教我阅读、拼写和语法方面很不成功，当然我在诵读方面的自身缺陷也是一部分原因。这一点造成了我在哈佛大学的第一年颇为不易，不过，通过勤奋刻苦，我还是获得了平均为B的成绩。在学习方面，这一年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

我感觉自己不适应的是社交生活。我不仅比我的大多数同班同学小一岁，而且我是在备受保护的环境里长大的，与同龄人在一起时不那么世故和轻松自如。我的哥哥们基本上不理睬我，因此我的大多数社会交往对象是成年人。事实上，我在跟公众人物或着名艺术家交谈的时候，比跟我的同龄人在一起感觉更加舒服。

与我同年进哈佛大学的有1100个学生，其中只有两人是我以前在林肯学校的同学，而且哪一个都不是我的好朋友。我住在塞耶大楼-那是哈佛大学校园里最老的新生宿舍楼-4层的一个单间里，在威德纳纪念图书馆所在的普林普顿大街对面的大学生俱乐部就餐。我在校园里闲逛、上课以及在俱乐部吃饭的时候，遇到了许多高档预科学校的男生，比如格鲁顿、圣马克和圣保罗。他们好像都跟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模样英俊、身材魁梧、充满自信，并且穿着时髦的哈里斯牌花呢夹克和灰色的法兰绒裤子。我只能在远处羡慕他们。他们是大学时尚和成熟的象征，但我跟他们没有什么可说的，他们也没表现出跟我交谈的兴趣。结果，跟我关系最密切的是住在塞耶大楼的其他学生，包括我们班唯一的非洲裔美国人沃尔特·泰勒。沃尔特好像也不很适应，有点茫然不知所措，因此我们有很多共同点。不幸的是，由于我一直没有弄明白的原因，沃尔特在度过了第一年之后，再也没有回到哈佛大学。

我现在意识到，如果我曾经在寄宿学校读过书，就像许多有钱父母的孩子们那样，那么我就能成为这个我心里羡慕不已的集体的一分子-可是我当时感觉自己是如此格格不入-而且我在哈佛大学的日子就会立刻变得更加欢快，当然一切也就会大不一样了。但是，在将近70年以后回忆这段日子时，我相信如果那样的话，我一生的经历也就不会那么有趣，或者那么有创造性了。由于被迫应对我在哈佛大学早期的不安全感，要挣扎着在学业上取得进步，并获得大家的认可，因此我变得思想更加开放，忍耐力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