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大学二年级后的夏天，我和保罗·盖尔参加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AmericanMuseumofNaturalHistory）组织的大峡谷昆虫学探险活动。活动的领队是博物馆的昆虫学主任弗兰克·E·卢茨博士。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在纽约塔克西多公园附近的昆虫学习站跟他一起度过了两个夏天。1934年的昆虫学探险活动的目的，是要研究大峡谷底部和旧金山顶峰附近不同海拔高度的不同昆虫种类的变化。那是一种生态研究-这个术语当时没什么人用，表明了大峡谷底部的昆虫种类与墨西哥相同，而在几英里之外的山顶上-高度相差10000英尺的地方-昆虫的种类却产于阿拉斯加。简单地说，由于相应的温度变化，纬度在确定昆虫种类分布问题上可能与经度同样重要。那年夏天，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地懂得了大自然的内在秩序。

暑期快要结束的时候，令我惊喜的是，父亲要跟我度过一个星期。这并不是预先计划的，而且我一直没能完全理解他为什么会决定坐两天的火车来看我：冲动行事完全不是他的性格。我们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在亚利桑那北部的莫纽门山谷参观了佩恩蒂德沙漠上的霍皮族村庄，以及谢伊峡谷的印第安部落阿纳萨茨（Anasazi）废墟。

虽然我已经19岁了，但那是我和父亲第一次单独在一起。我们两人都很放松，而且他也坦率地谈到了他自己和他的童年。那是我们在一起的最好的时光之一。

1935年春天，我和迪克·吉尔德决定暑期驾车游览一下欧洲。促使我们作出这个决定的一部分原因是我们上过的两门艺术课程，我们希望能够亲眼看一看学习过的一些欧洲艺术大作。结果，我们在6个星期的时间里参观了大约30家博物馆。然而，与此同时，我们被德国不祥的政治局势所吸引，对未来感到深深的忧虑。

我们乘坐的是“奥林匹克号”旅游舱，并带上了父亲给我在大学期间使用的A型福特车。我们驱车穿过了低地国家后，在巴黎停留了几天，然后继续开车前往德国，并在德国待了两个星期。

这个国家已经明显成了第三帝国。在驱车穿越德国的时候，我们看到公共广场的杆子上贴着将犹太人斥为德国的“祸根”的标语。全国上下似乎有一半的人身穿某种制服。一天晚上，我和迪克在黑森林郊区的一家客栈里，这时一群士兵走进来，坐在邻近的桌子旁，与我们交谈起来。他们对美国很好奇，而且很善谈。深夜时，他们对我们说起了他们自己的人生故事。他们友好极了-直到在黑森林旅行的一对夫妇进了客栈。屋子里仿佛蒙上了一片阴影。我们刚刚琢磨过来怎么回事，这时士兵们明显地朝新来的人背过身去，开始大声谈论犹太人，以及犹太人对德国构成的威胁。那对夫妇离开的时候，一个士兵转过身，举起右臂，说，“嗨，希特勒”-这是德国的法定礼数。那个妇女非常客气地说，她不使用这种官方的敬礼，不过还是祝他们晚安。接着，他们走出了门。我们感觉很不是滋味，没过多会儿也离开了。

我和迪克经常在夜里收听电台广播，而我会竭尽全力翻译希特勒那慷慨激昂的铿锵之词。尽管我们无法听懂每一个词，我们还是感觉到希特勒有力地控制了德国人民-这一点，我们从兵营式的日常生活中也看了出来。迪克只要听到希特勒说话时抑扬顿挫的节律，就会又气又怕。希特勒的讲话结束时，迪克的眼里会噙满愤怒的泪水。迪克后来说，正是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广播让他确信，我们最终将不得不与纳粹作战。他说，任何具有那种催眠般力量来驱使、改变他人的人都是十分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