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第一年的研究生课程学得很好，因此我决定接着去上伦敦经济学院。幸运的是，我找到了一位真诚的伙伴，与我共同前往求学。在哈佛大学学习研究生课程的那一年期间，我认识了同住在艾略特楼的比尔·沃特斯-他的父亲在明尼阿波利斯经营一家制造公司。我发现，比尔也计划第二年去伦敦经济学院。我们成了好朋友，决定在伦敦同住一个宿舍。

1937年9月下旬，在我们乘船离开纽约的头天晚上，几个朋友在饭店里为我们饯行。参加的人有本吉·弗兰克林、迪克·吉尔德，还有玛格丽特·佩吉·麦格拉思。我和佩吉一直相处得十分愉快，但当时还只是把她当做一个好朋友。晚餐的时候，比尔坐在佩吉的身边，佩吉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们在特等客舱里安顿下来以后，他说：“你还在等什么？你为什么不娶佩吉？”他的话着实让我吃了一惊，但不知怎的触动了我的内心。一到伦敦，我就给佩吉写了一封信，令我欣喜的是，我很快得到了回复。这个稀松平常的开始，产生了后来60年中对我来说意味着一切的关系。

我父亲与伦敦经济学院的关系（劳拉·斯佩尔曼洛克菲勒纪念馆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多年来向伦敦经济学院捐献了可观的资金）帮助我解决了在伦敦的住宿问题。父亲认识伦敦经济学院的院长贝弗里奇，他正要退休，准备去伦敦大学担任学院院长。我根据父亲的建议，给贝弗里奇写了封信，他提出让我们租用他在中殿律师学院（MiddleTemple）榆树堂（ElmCourt）里的公寓。中殿律师学院是着名的律师学院之一，正好偎依在伦敦市古城墙的里面，位于黑修士大桥和舰队街之间。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住在伦敦的中心，距离伦敦经济学院走路只需要10分钟时间，而且是幸免于1666年伦敦大火的为数不多的伊丽莎白时期建筑之一。公寓相当小，但有两间卧室，一间餐厅、起居室和厨房。最妙的是，贝弗里奇把他的洗衣女工莱利留给了我们。她同意为我们做饭，并整理我们的房间。事实上，除了为我们洗衣服外，她什么都承担了起来！莱利实在是太能干了。有了她，我和比尔就能款待我们的客人，就能生活得舒舒服服。

不幸的是，我和贝弗里奇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某些方面使我的日子更加难过了。正如我在给我父母的信中所说的，贝弗里奇“绝对属于已经过去的世界，实在不为绝大多数人所欣赏……大多数问题都源自微不足道的嫉妒和学院当局的政治斗争。尽管如此，正是由于我和他是好朋友，所以人们在看待我的时候总是带有一些怀疑”。

这并不是我最后一次因为这种特殊的，或者说是有争议的关系而遭受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