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秋天，我到达芝加哥，说服了奈特教授和瓦伊纳教授成为我的论文委员会成员。来自波兰的避难学者奥斯卡·兰格（OskarLange）也同意加入委员会。对于我的论文题目，我已经有了个大概想法-海克教授在伦敦已经建议我考虑经济浪费的题目，但我请这些着名的经济学家帮我制订一个更加具体的计划。

弗兰克·奈特在全世界经济学家当中享有令人尊敬的地位。他撰写的最着名的着述《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Risk，UncertaintyandProfit）很不寻常，因为该书强调道德方面的考虑必须纳入经济分析过程中。他在书中、在讲座上提出的探索型问题测试着经济信条在道德方面的有效性，引起了大量激烈的争论。

奈特怀疑，政府的强权是否会像新政的策划人所声称的那样自动导致人民生活和幸福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奈特批评了那些在解决重要社会问题上只谈论资本主义效率的人，因为那些人没有同时认识到所涉及的道德问题和现有制度明显的失败之处。

雅各布·瓦伊纳最出名的是他在国际贸易方面的理论研究。瓦伊纳认为，无障碍贸易是经济增长的途径。作为一名教师，瓦伊纳以严厉、苛刻的治学态度而闻名。他自己很有条理，很敏锐，也不能容忍学生们达不到他的水准。据说，当学生们连续两三次得不出正确答案的时候，他就会把他们赶出教室。他只是简单地说：“你不配在这个班级，再见。”然后，事情就到此为止了。但是，他对我总是非常友好，在我就自己的论文向他咨询的时候，他表现出很愿意帮助我。也许我很幸运自己只是在征求他的意见，而不是参加他的日常研究生课程。

奥斯卡·兰格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名气既不如奈特，也赶不上瓦伊纳，但他给我的论文增加了一个重要的、不同的侧重点。兰格是个社会主义者，是支持市场社会主义的一个旗手。他的着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TheEconomicTheoryofSocialism）声称要证明“市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相互矛盾的用词，它可以比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有效得多。显然，该理论还从来没有在现实当中实现，但兰格还是自信地阐述了自己的论点。

兰格是大批移民学者之一，他们是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帮助，为逃避在欧洲的政治和宗教迫害而来到美国的。芝加哥大学之所以聘用兰格，是因为他在数学统计方面的能力和凯恩斯经济学方面的知识。1942年，兰格成了美国公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兰格恢复了自己的波兰国籍，成了常驻联合国大使。后来，他在波兰政府担任过多个职务。兰格是个慈祥、温和的人，深受人们的喜爱，不像拉斯基那样喜欢蛊惑人心。战后，我在联合国几次见到兰格，他当时显得筋疲力尽、郁郁寡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