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一个冬天的下午。我和佩吉、迪克·吉尔德在第五大道坐着出租车，正前往弗里克博物馆（FrickMuseum）。出租司机开着收音机。这时，播音员中断节目，报道了珍珠港遭受攻击的消息。我们都震惊了。我们三人继续前往弗里克博物馆，一言不发地在各个展室走着。迪克特别喜欢维米尔（Vermeer）的作品，于是我们一起欣赏起来。美丽的作品暂时让我们平静了下来。

第二天，迪克辞去了在蒂芙尼珠宝公司的工作，报名参加了美国空军。他的举动并没有令我吃惊，自从6年前我们一起去德国旅游以来，迪克就相信与希特勒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的观点当时并不流行，我所认识的大多数人-包括我们家里和迪克家里的许多人-都反对美国介入欧洲的战争。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恐惧，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而这种伤感情怀远远超过了我们今天所承认的程度。一年以前，我和迪克被邀请加入美国外交协会（CouncilonForeignRelations），我记得当时迪克坚决支持站在英国一边进行干预的观点。委员会的许多长辈表示强烈反对。

大学毕业后不久，迪克就跟他青梅竹马的女友安·艾尔索普结了婚，生下了两个孩子-乔治和康福特。迪克对自己的家庭倾注了全部心血，但国家的责任和他信守的原则是第一位的。德国侵占波兰以后，他就开始了飞行训练，以便自己在战争到来的时候作好准备。他早晨5点起床，驱车前往长岛，飞行一个小时左右，然后赶在9点前到蒂芙尼珠宝公司上班。

1942年年初，在他动身参加飞行训练之前，我和迪克在哈佛俱乐部吃午饭。对于战争，我们都没有丝毫的经验，但我们听过来自欧洲的报道，知道战斗机飞行员的生命堪忧。迪克说，他认为自己不大可能从战争中回来。我记得他当时说的话：“戴维，我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妻子，有两个漂亮的孩子。如果我出了什么事，我希望我能指望你和佩吉照顾他们。”我第一次完全明白了他的坚定态度，意识到我可能不久就会永远失去我最好的朋友。我用低沉而颤抖的声音向他保证：“我们当然会照顾他们，你可以信任我们。”

虽然我敬仰迪克的坚定信念，以及他按照自己的信念行动的决心，但拿不定主意自己是否应当立刻报名参军。佩吉正在艰难地适应自己作为洛克菲勒家族一员的生活，而且刚刚生下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小戴维。同时，我对自己能否应付部队的工作心里没底。我宽慰自己说，我那份与战争相关的工作将让我免于服现役。当然，如果我张口的话，安娜·罗森堡可以找一些关系。鉴于我需要抚养家庭的关系，我被列为III-A级，也就是说，暂时我不会被招募，因而我觉得没必要立刻作出决定。

这种想法一直持续到我与母亲在她的公园大道740号的客厅里进行的一次令人窘迫的谈话。我父母的家离我们很近，我每个星期都会去看他们几次。有一天晚上，她谈到了战争。长期以来，母亲一直是个反战主义者，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她一直坚信美国应当保持中立。但是，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母亲想通了，希特勒和他的同盟国对美国-以及对欧洲文明中最深层次的价值观念-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她的医生后来对我说，在纳粹的战争机器面前，每倒下一块多米诺骨牌-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法国，母亲的身心就会遭受一次严重的打击，变得焦躁不安，病魔也找了上来。

毫无疑问，长期以来，母亲一直害怕的就是她与我之间的那次谈话。她非常温柔但非常坚定地表达了她的观点：美国必须通过战斗来保卫我们的生活方式；符合条件的男子应当应征入伍，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们不应当等待被招募。那是他们的“责任”-我记得她说出这个词的时候，语气既温柔又郑重。我吃了一惊，并非因为她看起来好像改变了自己对战争的看法，而是因为她在告诉我我现在应当去参军，并有可能在战斗中牺牲。我情绪很低落，而对母亲来说，这次谈话显然也不容易。我知道母亲是对的，我不应当想当然。我跟佩吉谈了谈，她表示同意。1942年3月中旬，我入伍当了个二等兵，尽管父亲完全可以运用他的影响力帮我弄个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