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研究还发现，如果医院给予没有保障的和有保障的受伤者进行同样的治疗，那么挽救每条生命的成本大约是22万美元，折合每生命年成本1。1万美元。与索坦相比这无疑是非常便宜的，远远低于英国卫生质量标准署规定的上限。但是自由市场却不会这样配置医疗服务，市场是根据资源的多少有无来确定医疗服务的量化配给的。

尽管如此，面对美国保守派对政府想取得决定人们生死的大权的指责，奥巴马的政治谋略还是明智的。白宫提出资助一个研究项目，对新药或新疗法的效能进行对比，以确定哪一种在经济上最合算，这么简单的一项提议竟然引起保守阵营的激烈反对。《华盛顿时报》的一篇社论把该项目与纳粹德国的“T4行动”计划相提并论，即对那些身患绝症的老年人、严重残障儿童以及没有生产能力的人群实施安乐死。

保守派的言论引起巨大共鸣，因为它迎合了人们有关生命无价的信念，在生死关头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挽救生命。英国卫生局拒绝让一个癌症患者使用索坦，他的妻子乔伊·哈代说，“人人都有自主选择活下去的权利。”这种信念给美国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和效率无比低下的医疗保障制度，2009年公共医疗服务支出占国内总收入的18%。如果不实行成本收益分析的机制，到2020年它有可能吞噬经济总量的20%以上，但它并不能让国人更健康。

即使这样，美国人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也比不上日本、法国、西班牙、瑞士、澳大利亚、冰岛、瑞典、意大利、加拿大、芬兰、挪威、奥地利、比利时、德国、希腊、韩国、荷兰、葡萄牙、新西兰、卢森堡、爱尔兰、英国和丹麦等国的人们。尽管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少于这些国家，但是总的算起来，美国人在医疗卫生方面的花费比这些国家的人都高：每个美国人平均每年的医疗支出为6714美元。对比之下，日本每年的人均医疗支出大约是2600美元，葡萄牙更低，只有2000美元。

按照病人的支付能力而不是治疗的成本收益比来进行医疗服务资源配置，造成了美国人健康状况和预期寿命存在人群与地区之间的巨大差别，这些差别在工业化国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占人口一半以上但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人声称，由于医疗成本太高，无法得到必需的医疗服务。而在英国和荷兰，这样的人不到10%。

2007年，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表的一份报告提出，应该采取其他一些国家的做法，根据成本收益分析来对医疗费用加以控制，以此抑制日益飞涨的医疗开支。尽管如此，该报告同时警告说，在美国给生命定价会引来政治上的麻烦。国会预算办公室发现，“听到这种理念，很多人即使不反对，也会觉得不舒服”，它与“只要能延长病人的生命，就应该不惜一切代价”的观点相悖。但是，我们不愿意承认生命有价，却又不能证明它是无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