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强调人们“为幸福奋斗，他们想得到幸福，而且希望一直幸福下去”。把幸福转化成“效用”一类的经济学术语，是经济学家的共识。他们反对肯尼迪的建议，去衡量收入水平以外的指标。这一简单明了的共识成了他们有力的工具。因为，既然幸福就是人们的奋斗目标，就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再去弄清楚到底什么东西使他们幸福。看一下别人怎样做就够了。事实能够证明这一点，因为人们大多都想努力赚钱。从这一角度观察，用经济增长衡量幸福度似乎是更适合的标准。

但是这种方法有它的局限性。我们经常做些与保持健康相矛盾的事情。至于为什么这样做，令人费解。我们明知香烟有致癌和导致肺气肿的风险，可还是忍不住要吸。我们明知巧克力吃多了会增加体重，对身体没好处，可还是忍不住往嘴里塞。根据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2/3的美国人承认自己超重，但只有1/4的人说准备认真减肥。20世纪80年代，一个新兴的名为“前景理论”的学科，也就是行为经济学，应用心理学的手段对经济行为进行了分析，发现了许多形形色色的非理性行为。行为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中关于什么使人幸福的理解迥然不同，例如，同样的东西，人们失去它感受到的痛苦要大于得到它的快乐程度，这种怪异行为叫做“损失厌恶”。有些选择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幸福感，我们却不会择优而取。我们仅凭有限的几次经验就随意推理，往往得出错误的结论。我们喜欢从众跟风，谁成功了就跟在谁后面学。

不管怎样，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我们都在追求心目中使自己幸福的东西，尽管某些选择不一定会带来幸福，但有些选择还是会的。传说林肯有一天傍晚冒雨乘车赶路，他对同车的朋友说他同意经济学家的观点，即人们总是尽力使自己的幸福最大化。突然他发现河岸边有一头猪困在泥泞里，他立刻命令停车，自己跳下去，把猪从泥沼里救了上来。朋友看到他满身泥水，就指出他为了救一头猪把自己搞得如此狼狈，这种行为与他刚才主张的幸福最大化自相矛盾。林肯反驳说：“我的实践和理论恰恰是一致的，如果不把那头猪救上来，我会感到非常难受。”

对于肯尼迪的忧天悯人，最好的回答或许是，承认追求经济增长会带来消极影响，如碳排放、环境恶化，从长远看不会使人们幸福。尽管如此，美国公民，还有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国家的公民，仍然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追求更多的金钱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因为他们认为这会改善他们的福祉。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这会让他们得到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