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市场的理性

曼尼与索洛维基都强调，竞猜的参与者必须多样化，他们的判断必须是自我判断，与别人毫不相干。同时，参赛者必须“关注”要猜的问题。在竞猜中，要给予他们一定的物质奖励。他们不能胡猜，也不能坐在一起交换看法，思考正确答案，最后达成一致意见。如果他们这样做，那他们的判断就是“群体思维”了，那是恶名昭著，毫不可取的一种思维。群体思维所作出的决断，总是要比个体集合所得出的结论差得多。只要适当核对总结，我们就能看出大众思维的效果完全相反。

詹姆斯·莫尼特对行为金融学有精深研究，并写了大量论著。他认为上述观点虽然正确，但要在一些严格的条件下才能成立。莫尼特认为，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人们必须不受他人决定的影响；第二，答案正确的概率，要与所有其他人的答案正确概率无关；第三，参赛者必须不受自己投票倾向的影响。我得补充一句：要想作出好的团体决定，则团体中的大多数人必须不知道，也不关心团体中其他人对这一问题会怎么想。换句话说，大众天生具有一种集体智慧，它有先见之明，但你必须小心挖掘才会发现。在做长线的情况下，股票市场的价格走向就是一种高效的集体机制。

在某种意义上，承认这一观点的正确性，是否就是全民选举时所体现的最基本的民主要义呢？民主之所以可以预测，就是因为我们相信大多数百姓所作出的决定要优于统治精英。股票市场实际上就是投票机器。我觉得这类群体直觉的智慧经常会反映在股市对人类历史事件反应的波动上，在重要历史关头尤甚。正如索洛维基所说：“我们说大众有智慧，并不是说一个团体总是给你提供正确答案，而是说以平均来算，大众总是要给出较好的答案，好过任何个人所给出的答案。”日本股票市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表现极佳，而法国证券交易所却在1941年预言德国占领法国后，经济会走向繁荣，结果是大错特错。

要研究大众是否有智慧，股票市场实为优良范例。我们说的不是那种小聪明，而是指那种对重大事件的洞察力。股市中包罗万象，有各色人等，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世界上一些重要证券市场中至少都有数万股民。由于众多投资者的多样性，由于这一离散团体的组成五花八门、看法各异，因而在进行决断时这一团体就会运用多种直觉。此外，大众团体比较有知识，信息掌握得也比较充分。当然并非所有投资者都是火箭专家，然而，他们并非都是傻瓜。他们有足够的钱进行投资，单此一点就足以说明他们会依某种自然规律进行判断，作出决定。最后要说明的是，这一群股市大众完全达到了动机标准的要求，因为它在进行决断时动用的是自己的钱。这是一群狐狸，并非一群刺猬。

结果就是股票市场成了深谋远虑的老家伙。有时在最紧张的时刻，它会惊慌失措、举止疯狂，有时它还会进行非法交易，形成一大堆泡沫。个体投资者或一小帮投资者可能失去理智，但是从长线来看，整个股市基本上是理性的。正如莫洛辛所说：“我们必须小心从事，不能因为某个人的不理智，就推断说整个股市都失去了理智。”

事实上，正是投资者怀有的极度恐惧与贪婪才造成股市的繁荣，越走越高。但是，在改变生活的技术发展过程中，总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投资狂热，比如19世纪人们对铁路的投资热，到20世纪衰退时期对科技的疯狂追逐。回首当年，即使在2000年的非理性时期，股市作为一个整体，也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理性。当时科技股与网络股虚高不下，而一些过气产品的股价则被杀低到可笑的程度。对于个股而言，我认为大众并非最佳的评价者。

然而，如果我们抹去战争硝烟，挥开统计数字的迷雾，就会发现股票市场具有一个灵敏的大鼻子，它的直觉可谓惊人。这就是为什么当情况悲观，坏消息不断时，有些股市老狐狸就会这样说：“股市反响不错”，或者是：“股市反响不佳。”最经典个案就是20世纪40年代，当那场20世纪最严重的危机发生时，世界主要股市对轴心国兴亡的反应。

我认为股票市场具有独立、多样和离散的特点，它所作出的判断是以金钱利害为动机的，其最后决定是建立在集体决定的基础上的，所以，它绝不是什么乌合之众，也不是一般的小团体。这当然不是说股市总是聪明非凡，从不出错，也不是说在短线上它从不判断失误。我是说，股市一般而言是决断正确的，我们应对其决断认真关注。对这一论点的最好测试，看它是否可以当做财富保值器，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是一个充满惊慌与恐惧的时代。在下一章里，我要论述一下当时世界是怎样被恐惧笼罩，不安情绪是如何使股市陷入低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