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米的新邻居本·霍克特的帮助下，他们终于如愿了。霍克特也刚满30岁的人，在东京为德意志银行做了9年的衍生品买卖交易。与加米和查理类似，他也是一个与传统社会有些疏离的人。“在我开始我的职业生涯的时候，我还是单身，24岁，”他说，“现在我有了老婆和孩子，还有一条狗。我对生意很头疼。当我下班回到家的时候，我对自己很不满意。我不像一个父亲那样盼望着我的孩子长大。我想，我得找机会离开这里。”当他鼓起勇气提出辞职的时候，他在德意志银行老板的坚持要他列出他不满意的地方。“我告诉他们我不想走进办公室。我不喜欢穿西装。而且我不喜欢生活在一个大城市里。他们说‘很好’。”他们告诉他，他可以穿他想穿的衣服，住在他喜欢的地方，在他想工作的地方工作——而且这一切都可以在仍然是德意志银行员工的前提下做到。

本从东京转到了圣弗朗西斯科海湾地区，同时转过来的还有德意志银行1亿美元的资金，由他在伯克利山自己舒适的新家里进行交易。他怀疑，他或许是伯克利唯一一个在信贷衍生品中寻找套利机会的人。现实的情况是，一个心怀世界，希望购买那些金融戏剧中令人惊艳的远期期权的人，走在一条静谧的街上。本和加米相约一起去遛狗。加米引导本关注那些华尔街大公司和神秘的金融市场怎样运作的信息，并最终促使他辞去了工作，加入了康沃尔资本管理公司。“在把自己一个人关在一间小房子里3年之后，我认为跟别人一起工作应该会很棒。”本说。他离开德意志银行，加入对事故和灾难的快乐追逐之中，而且很快就发现自己又再次独自工作了。查理很快搬到了曼哈顿，而加米在与女朋友分手后也迫不及待地跟了过去。

他们的关系是一种奇特的志同道合者的团结。本认同查理和加米的观点，他们认为人类和市场一样，倾向于低估极端变化出现的概率，但是他的想法又更进了一步。查理和加米只是对金融市场灾难的概率感兴趣，本却时刻在心里对现实生活中灾难出现的概率保持着一份警惕。他相信，人们也会低估这类因素，因为他们潜意识里不希望想到这些问题。在市场和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这么一种趋势，因为人们应对极端事件的方式有两种：回避或者斗争。“斗争是‘我要拿起我的枪杆子’，”他说，“逃避是‘我们都是注定要毁灭的，所以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查理和加米属于逃避的类型。比如，如果他对他们说起全球变暖造成海平面上升20英尺的可能性有多大，他们只是耸耸肩膀，说，“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所以，为什么要杞人忧天呢？”或者：“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我不想再以任何方式苟且偷生。”

“他们是住在曼哈顿的两个头脑简单的家伙，”本说，“他们两人好像都在说，‘如果我们不能在曼哈顿生活，我们根本就不想再活下去了’。”他惊奇地发现，查理和加米，这两个对金融市场的剧烈变化如此敏感的人，对市场以外的各种可能性都没有任何警惕，也没有防备。“我一直试图为我自己和我的孩子对无法预知的未来环境作些准备。”本说。

查理和加米希望本把他的这些“乌鸦嘴”式的说法保留在自己的心里。这些话让人听了不是滋味。比如，没有任何理由让任何人知道，本在圣弗朗西斯科北部的乡间购买了一座小农场，这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没有公路，种植了足够他的家人吃的水果和蔬菜，以备那个几乎不可能到来的世界末日来临的时之需。然而，让本把自己的世界观埋在心底是件艰难的事情，何况这与他们的投资战略是一脉相承的：事故和灾难的可能性距离他们的谈话永远都不会太远。有一天，在与本的通话中，查理说：“你痛恨冒任何微小的风险，但是你住在一所建在一座处于断层之上的山顶的房子里，而且是在一个有史以来价格最高的住房市场中”“他只是说，‘我得走了’，就挂了电话，”查理回忆道，“后来大概有两个月我们都很难找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