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并不比格林斯潘或任何人聪明，他们都不知道何为合理的家庭债务、金融杠杆和房价上涨的上限。世界变化之大，不管是银行家还是监管者都不能作出判断。更糟的是，也没人鼓励银行家对信贷膨胀的上限作出大胆猜测，要是他们作了猜测，而其他人认为上限还没有达到，他们就会失去业务。所以，花旗集团总裁查尔斯·普林斯（Charles Prince）臭名昭彰的评论在整个金融危机中变成了讽刺的副歌：“音乐戛然而止……事情就复杂起来。但只要音乐还在响着，你就得起身跳舞。我们还在跳着。”

尽管普林斯说了这话之后备受讥笑，但一年后另一个重要银行家说了几乎和他相同的话，而此时花旗集团的灾难已尽人皆知。这次是毁了中欧经济和银行的外汇借贷狂潮：“短期外汇借贷是个麻烦事，长期的就是糟糕事。借贷欧元是有罪孽的，其他货币借贷就是罪孽深重。但只要其他大银行做这个业务，我们就也得做，否则就没饭吃”。

凯恩斯对银行家的评价是最贴切的：“唉，可靠的银行家并不是预见并躲避危险的人，而是即使搞砸，也要和其他许多同事一起搞砸的人，这样就没人能够责怪他了。”

这个明确的历史教训，不仅仅是格林斯潘应该熟悉的，也应该是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每一个金融监管者和央行行长所熟悉的，面对房地产和消费金融市场根本驱动力量空前的改变，监管者应该认识到金融市场不可能控制自身的过度行为。市场能出色地利用人类的能量和创造性去解决激励和体系结构的问题，但却不能指望市场自动调整这些激励措施和体系以应对新事件，这通常需要由决策者加于市场之上。危机过后，这点看上去非常明显，好像都不值得一提了。但公共政策有时能在确立规则、激励发展上比市场做得更好，这一观点却是资本主义时代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无法接受的，在他们看来，这一观点是荒谬可笑的。

监管者不能猜测家庭借贷的合理上限。借贷有利于社会和经济发展，他们不愿意停止这一进程也无可厚非。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被束缚住了手脚。比如，他们应该意识到信贷如果继续扩张下去，金融泡沫很可能会破裂，他们可以采取措施减缓信贷扩张的速度，迫使银行提高准备金率。

但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不愿面对这个两难处境。他们相信市场会设定自身的上限，市场发展越自由，就越能管理好自身。巴尼·弗兰克（Barney Frank）后来说：“规则之所以被打破是因为掌握规则的人本身就不相信规则。值得赞扬的是，艾伦·格林斯潘承认了这一点……当他有权力管理次级贷款时，他拒绝管理，因为他根本不相信管理。”

当债务水平过高时，银行没有停止放贷，这并不是市场的失败，而是没能明白市场自身能够做到什么，没能理解市场只有在政客和官员打造的一定经济和政治背景下才能运转，才能对不同激励措施作出反应。没能理解银行总是依赖由国家保证的稳定经济形势，因为政府代表整个国家，它比银行的管理者和股东更关心金融稳定。

完全依赖市场并为市场行为设定限制的决定不可避免地会造成麻烦。信贷和房地产的繁荣毫无疑问会发展过度直至盛极而衰，早在20世纪90年代，乔治·索罗斯在其反身性理论中便阐明了原因。即使在正常时期，兴与衰也是金融市场的自然特点。在激烈变动的时期，新技术或政治社会变革会使兴衰变得更加极端。从1989年开始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四大趋势就是很好的例子，因此，这些趋势也可能会造成兴衰周期。自由市场既是这场历史性变革的原因，也是其结果。但金融家、经济学家和政客沉醉于自由市场思想，没能理解最强大的长期趋势有可能引起极端情况发生，进而造成最严重的兴衰周期。正如索罗斯所说，就是因为自由市场看上去如此成功，人们便过分相信支撑这一成功的经济和政治理论。所以，一场观念上的兴衰便附加在金融和房产兴衰周期之上了。

在一场风暴中，潮涌会将飓风刮起的巨浪掀得更高，同样，信贷的膨胀和信念的膨胀也在相互加强。在二者的作用下，整个世界都对金融市场的明显和内在的不稳定视而不见，对金融家和投资者的权威深信不疑，不管他们的举动是多么不合常规，人们进而会盲目相信监管者和政客任由市场发展是在为公众的利益服务。正是这个毁灭性的错误将原本正常的兴衰周期变成了大灾难。要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理解危机后这场经历会如何影响资本主义，我们就必须仔细研究重复的金融周期之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