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看来,似乎所有金融周期的理论都能对2007~2009年经济危机的特点有所启示。那么为何这些理论都成了“非主流”的,无法融入主流经济学观点中去呢?除了耳熟能详的“非理性繁荣”一词外,为何监管者和政客的演讲中几乎从不提及金融兴衰周期的必然性呢?
答案很清楚:按照定义,任何关于金融周期的严肃理论都应该和主导资本主义3时代的一般平衡理论相对立。主流经济学家理所当然地认为金融市场天生稳定,会自动走向平衡,而不容易从繁荣走向萧条。过去10年,这些观念完全主导了经济学界,即使现实中金融波动已愈加极端。第十一章会就这一点进行详细描述。现在要说的是,任何金融周期的严肃理论都必须回答经济学界和公众生活中曾经一度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而被资本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学派所忽视的问题:金融市场天生不稳定的原因何在?
为何金融不同于其他商业活动
关于兴衰周期所有解释的主要部分就是未来的不可预见性。这也就是金融与众不同、与其他经济活动相比更加稳定的原因。任何金融体系的首要目的就是将今日所作的决定和许多年后甚至几十年后的事件联系起来。储户、投资者和公司都必须“立刻”决定该存多少花多少、建不建工厂和采用哪项技术,但所有决定都是基于对未来的观点—这些观点,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靠直觉、希望和恐惧来决定。
在非金融商业活动中,根据供求可测量的变化,市场价格会相应地作出合理调整,但在金融市场上,价格主要受人们主观预测的影响,比如对遥远未来的预测,而未来通常又是不可知的,甚至在概率上也很难作出判断。现代经济学家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假定金融家通过计算未来的可能性来作决定,就像一般商业活动在“当下”计算盈亏的方式一样,其实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用概率分布替代看得见的事实,不能解决不确定性的问题,只是掩盖了真正的问题而已,就像骗子表演的把戏一样。计算概率在保险业和日常银行业务中也许行得通,但在许多情况下,概率是无法估量的。近期发生的事件就是明证。
两架飞机在一小时内分别撞上纽约双子塔的概率是多少?美国不费一枪一炮苏联就能解体的概率是多少?美国政府不再坚持众所周知的金融机构“大到不能倒闭”的概率是多少?
商业生活主要由关于未来的问题组成,这些问题无法回答,甚至无法计算出概率。接下来的100年里有人发明出比可口可乐更流行的饮料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概率肯定能达到100%,但我们可以说1910年这样的概率也是100%。根本没有合情合理的方式来作这样的评估。20世纪50年代早期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的主席托马斯·约翰·沃森(Thomas J. Watson)到底有没有说过那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世界市场对计算机的需求大约只有5部”—没人说得清楚。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直到1980年,还没有人能说电脑销量会超过汽车销量的1~10倍。
金融内在的不可预测性意味着金融市场中的大部分重要价格—利率、汇率、股价和房价—几乎永远不会正确反映当前经济状况,也不太可能刺激正确的投资和储蓄来保持市场平衡。大多数时候,失误会相互抵消,或通过正常的市场竞争很快自我纠正。但金融市场会陷于混乱,贪婪和恐惧交替过度,造成兴衰周期。这是不是意味着金融周期是病态的和不道德的呢?贪婪和恐惧的交替在短期内无疑造成了损失和经济波动,也让和金融无关的普通人蒙受痛苦,但从历史角度来看,金融周期却在资本主义体系的演进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毕竟,贪婪和恐惧并不是非自然或不正常的情况。自然选择将这些情绪植根于人脑是有充分理由的。亚当·斯密一针见血地说,贪婪,说得好听点是私利,是不断促使人类发展物质世界的创造性力量。正是贪婪推动了进步之箭,不光在经济领域如此。在中国哲学中,“阳”的创造性原则和“进取”以及“占有”相联系。在政治上,马基雅维利指出“荣誉”是领导者建立“丰功伟绩”的力量源泉,是代表民众而非仅仅为自己“做大事”的推动力。但是贪婪,不管是渴求物质享受还是政治荣耀,都必须有节制。所以恐惧才具有发展性价值。恐惧,又叫谨慎、审慎或中国阴阳观念中的“阴”,对于人类成功的作用不亚于野心和贪婪。
正因为如此,才需要重复的金融周期之环来抗衡和控制进步之箭。事实上,箭与环的相互作用也许是资本主义体系进步和发展所必需的,就像对利润的贪婪和对破产的恐惧是工商业适应和提升所必需的一样。
但有时候,可能每个时代一次,贪婪和恐惧的钟摆摆过了头。这时候,市场经济之外的政治力量就必须进行干预以调和金融周期。政府和监管者必须有权力和自信去纠正和凌驾市场信号。他们必须肩负起管理经济活动和就业的责任。如果调控失败的话,他们必须时刻准备好去支持金融体系。
美国政府拒绝承认这些责任和义务,他们的做法在2008年9月15日几乎摧毁了全球经济。归根到底,造成史上最大金融危机的元凶并不是美国房地产热潮,不是银行无休无止的贪婪,也不是美联储或中国的货币政策,而是布什政府和推波助澜的经济学家拒绝承认政府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重要功能。本书下一部分将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