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从短期来看，由政府扶植起来的私营保险市场的作用十分重要。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保险对于遭受海啸影响的家庭来说作用并不大。发达国家所提供的大量援助只能在短期内缓解现状。另外一个有效的方案就是在贫困国家设立政府监控风险方案，来修复遭遇地震、飓风、其他自然灾难或人为灾难的地区。这些项目能够为失去丈夫和父亲的家庭、遭受重大财产损失的家庭提供大量的赔偿，帮助他们自食其力，而这样做并不会给诸如印度尼西亚和斯里兰卡这样较为贫困的发展中国家造成较大的财政负担。

然而，因这些项目而产生的道德风险也很令人担忧，如果某些家庭因房屋被毁而期望得到政府补偿，那么他们会继续将房屋修建在地震活跃的地方，或靠近水灾发生地。对于这种应对政府补偿的行为，我们没有很好的应对办法，但是对人们在潜在的灾源地建造房屋和其他有意为之的行为的不完善的监管措施，仍会促使个人在采取行动时将风险考虑在内。

贝克尔

商人哄抬物价的行为与政府的价格调控

卡特里娜飓风事件带给我们很多启示。其中之一就是，一半以上的地区都制定了法律，禁止哄抬物价行为，但是对于不合理的价格的规定却往往是含糊不清的。这样的法律很少得到贯彻实施。但是，由于卡特里娜飓风事件（以及随之发生的丽塔飓风）造成了汽油价格的猛涨，这样就妨碍了原油的进口，使得大量的炼油厂倒闭，引起了人们一定程度的恐慌，同时，也促使一系列法规出台，禁止汽油价格的过快增长。

除了完全忽视基本的经济理论（这是美国教育体制的缺失）以及政府官员所采取的敷衍行为以外，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由于产量供给的骤然削减会带来非同寻常的巨额利润。对产量削减的规定的出台限制了供给，这样消费者会为数量有限的产品竞相出价，从而造成价格的飞速上涨。此外，减产有利于减少卖家的单位成本，原因就在于一般卖方都会在生产成本不断上涨的地区供应产品，如果成本下降，那么卖方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产量。由于价格不断上涨而成本不断下降，这样利润就会不断增加。（有报道称，一些汽油站在遭卡特里娜飓风袭击之后，利润增加了400%）。在受灾期间，尽管消费者已经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与折磨，但是商家仍然向其收取过高的消费价格，这样就会使消费者产生怨恨，而在一个民主法治社会，民众的怨声载道会迫使政府进行干预的。

然而政府的介入实际上是错误的做法，不仅仅是因为它不符合狭义经济学的理论，还因为它忽视了人们所经受的痛苦和司法上的公正。如果为了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与哄抬物价有关的法律或公众舆论将阻止商家收取过高价格，那么就有可能出现产品短缺。消费者可能会支付比过去更高的价格，而其机会成本则是花费大量的时间在汽油站排队等待，或者因选择减少小汽车的使用而产生一定程度的交通拥堵。那些真正需要汽油的人，无力承担过高的汽油价格，汽油产量的短缺就会使其遭受重大损失。而唯一的受益者则是那些时间成本很低，而且不急需汽油的人。

这里，我要讲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海商法和普通法（这两种法都是由法官指定的法律体系，但是它们常常被不同的法院应用，因此被划分为不同的法律体系）都禁止所谓的哄抬物价行为。我们假设一个情景：一艘船快要沉入大海了，另外一艘船及时开过来营救货物和乘客。由于第二艘船抢救货物与乘客耗费了成本，因此第二艘船的船长要求第一艘船的船长放弃轮船的所有权，同时将2/3的货物转移到第二艘船上。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利益，第一艘船的船长会被迫答应此要求。也许双方达成的协议不一定在法律上就是要强制执行的，但是海商法中有关于“抢救货物”的条款，那么在此条款的约束下，第二艘船有权为救助行为要求价格补偿，但是要求要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