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唯一真正有效的办法就是在恐怖分子进行袭击活动之前就阻止他们。我们可以通过监视他们，基于他们企图进行自杀性袭击事件的证据对他们进行拘禁或处决，这样就可以阻止他们进行恐怖袭击了。那些计划行动的人也会因为有阴谋而受到处罚。

这种看法同样适用于某些独裁国家，它们想利用这些杀伤性武器去攻击敌对国，却不在乎有多少人会死，会受到其他国家什么样的报复行动，如萨达姆·侯赛因这样的独裁者，他在很大程度上都低估了其他国家大规模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因为一些阿谀奉承的人给他提供了错误的信息，或者他相信那些民主的受害国家不太愿意采取迅速果断的应对措施。

我必须承认一点，预防袭击的证据比应对袭击的证据更加不完善。决策者经常出差错，所以必须认真分析研究有关犯罪组织的事实证据。但是除非有百分之百的犯罪证据，否则那些犯罪分子是不会认罪的。正如波斯纳在他的评论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有必要考虑可能性而不是确定性。

此外，在采取防御措施之前，某些事件的确定性被极大地降低了，因为武器的杀伤力迅速提高了。也许最令人担忧的是，武器的能量持续增大，而且越来越容易获得。有关预防战争和采取预防措施以抵制无赖国家和恐怖组织的批判观点忽略了一点，即武器能量和可用性的巨大变化。民主国家已经意识到，它们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贝克尔

评论

美国对伊拉克的侵略战争、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前美国没打算侵略阿富汗的决议，以及伊朗和朝鲜在努力研制核武器，这些都激化了一个问题，即什么时候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或防御性战争比较合理。如果“先发制人的战争”范围太窄，那么我们就将其归到防御性战争中，这样就没有争议了；如果你确定自己会受到袭击，那么你先发制人，先采取行动是合理的。事实上，自我防卫的本质含义就是在你的对手行动之前采取行动。

但是如果遭遇袭击的危险发生在未来而不是眼前呢？危险迫在眉睫应当成为开战的必要条件吗？由此开展的防御性战争往往是错误的吗？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答案是否定的。开战的合理决策应该是基于国家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分析之上的。一国准备对敌国开战，可以阻止敌人的袭击，但也给本国造成了巨大损失。然而，必然与这些成本有关联的是袭击不会马上发生这一客观事实。这基于两点考虑：

第一，未来的成本损失与当前的成本损失对于决策的影响力不同。这是很明显的，当成本损失只是纯粹的资金损耗时，要你在当前的100美元和10年后的100美元之间进行选择，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会选择当前的100美元，因为这些资金可以用来投资，在10年以后金额一定会有所增加。但是如果想要避免在未来产生大量的非资金性的且对国内和国际都产生影响的成本，那这种贴现未来成本的方法就不那么适用了。

第二点，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伊朗没有找到杀伤性武器一事就充分说明，如果在未来存在袭击的危险，那我们是很难估计出它实际发生的概率及可能性有多大的，但是这一点并不能作为驳斥展开防御性战争的有力论点。实际上，从定义的角度来看，只有当一次袭击发生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且已经发生时，防御性战争才会发动。如果袭击者预测到被袭击者真正发动一次防御性战争时，袭击发生的可能性会更小，因为袭击者有可能在行动前改变主意。

但是当未来袭击发生的可能性逐渐降低时，其产生的预期成本可能会很高，因为你的对手会变得越来越强大，在未来你的对手能够进行比现在更为致命的打击。也许可以采取防御措施来防御敌人更大规模的攻击，但这需要更多的投资。假设对手在未来某一段时间进行袭击的可能性是，如果受害国仅仅靠目前的实力去对抗，一旦袭击发生，其造成的可能的成本是100单位，根据实际发生的概率，其所造成的预期成本是50单位。但是，如果受害国愿意多花费15单位的成本去抵御袭击，那么预期成本将会减少到20单位。我们再作进一步的思考，如果受害国多花费5单位的成本进行防御性打击，那么在目前就能够消除未来所有袭击发生的可能性。既然5单位的成本少于35单位的成本（35单位的成本代表的是未来的袭击没有受到防御，发生后所造成的损伤和抵抗成本之和），那么发动防御性战争就是合理的。

历史上能够证明这种观点的就是1936年纳粹分子重新占领德国的莱茵地区，这个地区已经在《凡尔赛和约》的框架下进行非军事化管理。对于侵略德国这种违反条约的行为，法国和英国都进行了反击，尽一切可能推翻希特勒政府（当然，日本不太可能去袭击美国，英国也不认为德国取得了胜利），发动防御性战争所获得的收益已经远远超过其花费的成本了。

波斯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