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收入和财富在精英阶层的持续积累，富人们得以用手里的资源换取更多限量供应的好东西。有声望的大学能够提供的名额也是有限的，这也是它们维护声望的方式之一。由于在这些大学就读往往意味着毕业之后能够找到最好的工作，因此申请入学的竞争非常激烈。随着富人们变得越来越有钱，中产阶级节节落后，富人家的孩子在这场竞争中的优势也越来越明显：他们就读于高质量的私立高中（或者是排名前几位的公立高中，只有条件较好的家庭才住得起这些高中所在的学区，因此结果是一样的），与此同时面向大多数孩子的公立高中的办学质量就难免会出现下降。富人家的孩子能够请家庭教师来辅导学习，或者参加补习机构的课程来提高自己的SAT（学术水平测验考试）和其他入学考试成绩，甚至还可以请大学申请专家来帮他们准备申请材料—这些花费都是中产阶级家庭所无法承担的。一些富裕家庭的孩子甚至可以享受招生部门的优惠待遇，因为他们的父母是他们所申请学校的主要捐赠人（或者将会成为捐赠人—如果他们的孩子被录取的话）。

同样，越来越多的优秀医生和医学专家，以及条件最好的医院和医疗机构开始只向富人开放。新医改政策以及联邦医疗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越来越广，而且尽可能地限制医生和医院的收费，但是这同时也减少了医疗收入，很有可能导致医疗服务的供应不足。作为应对措施，很有可能会大幅提高那些最优秀、最紧俏的医生和医疗设施的收费作为其他医疗经费的补偿，这样一来，只有那些拥有足够消费能力的人群才能够享受到这些优良的医疗资源。

无论是精英学校的教育、优良的医疗保健，还是豪华的海景房，任何令人向往但又限量供应的东西对于中产阶级来说都正在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因为购买力都集中到了社会上层。与此同时，随着富人们逐渐退出那些致力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机构如公立学校，他们在无形中提高了私立学校和其他社会产品的价格，降低了公共产品和设施的质量。越来越多的富人开始自筹费用建立自己的高级城区、封闭社区和办公园区，由于他们逐渐从中产阶级和穷人的城区或管辖范围脱离出来，富人们上缴给地方的税收也越来越少，这些低端社区也因此更加缺乏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资金。

随着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诸如此类的权益剥夺有可能会让许多美国人感到更加贫困，很多时候甚至还会感到沮丧。在其他国家，收入分配和财富的巨大鸿沟有时候还会导致政治上的不稳定。经济学家罗伯托·佩罗蒂和阿尔贝托·阿莱西纳总结道：“收入不均增加了社会不满，加剧了社会不安，政变、革命以及大规模暴动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对于美国来说，这些后果至少从目前来看还不至于发生，富裕激发的更多的是美国人的斗志，而非敌意。从这方面来讲，美国人与其他有着封建传统和悠久阶级斗争历史的古老文化还是存在着差异，对于大部分美国人来说，富人并不是“他们”，而是这些美国人立志并且有可能成为的那类人，他们担心的只是这些富人利用手中的财富来操纵政治。在美国这样的国家里，连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都要和托拉斯划清界限，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曾多次谴责“经济保皇派”。私有财产如果用于炫耀性消费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如果用于换取政治权力，那就是十恶不赦了。

如果有机会，绝大多数中产阶级美国人都愿意加入富人俱乐部，享受大量财富带来的所有好处。因此，当他们意识到游戏规则对自己不公平，不再认为自己还有机会成为富人俱乐部的一员时，往往也就意味着真正的沮丧和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