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试图搞懂当今中国所发生的一切时，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回忆起1989年。那个时候，改革开放政策已经执行了10年，但在普通的城里人看来，社会基本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凡是20年前来到中国的人，都会对中国城市的独特景观记忆犹新：到处黑糊糊的，市中心的公用照明灯少之又少。不过，这种现象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里也实在没有什么活动值得向外展示。各地也有一些商店，但出售的商品都非常少，而且经常早早地就关门了。饭店、面馆和茶馆等服务设施，也很稀少。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城市，如果哪里开了一家饺子馆，无论它有多么简陋，都会引起人们强烈的好奇心。毕竟，这是一个可以“出去吃饭”的地方！

商场像过去一样，由国家进行经营，并有专门的进货渠道。当然也有一些小商店，但大都是尝试性的临街售点，由国营单位和占据黄金地段的工厂开办，工作人员是被派到这里的。这些商店由他们没精打采地照料着，其主要任务似乎就是出售上级企业的过剩产品。有时，柜台上也会摆放一些消费品，商店里随即出现一些不伦不类的商品组合：圆珠笔和木板条、羽毛球拍和排水管、餐具和发动机润滑油。

这些商品组合虽然极为平常，但反映了一个无所不在的事实，那就是在现代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贸易还远在中国民众的视线之外。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存在现代市场、社区和社会网络赖以建立的那些关系，中国城市的社会结构严重地阻碍着经商设厂、开办实业、公民互动甚至更宽泛意义上人员的流动。整个社会完全被纳入一个由国家控制的制度性等级体系中，这个控制链从政府机构的顶端直达普通老百姓的就业场所。

与市场条件下的自由流通世界相比，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垂直构成和严格控制的国家，最基本的构成要素是国家控制的“工作单位”。单位也是公民的就业场所，每个公民都被国家纳入到相应的单位中。大学生是社会上最受优待的群体，他们在毕业时也要被国家分配到一个个单位中。这种由大学生就读的院系进行的“分配”影响深远，它决定着一个人的一切，包括工作、居住城市、社会圈子、职业前途和几乎全部的人生轨迹。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既是一次分配又是一种判决。一个人一旦被分配到某个雇主（通常都是国营单位、学校或政府机关）那里，就会终生处于它的支配和管理下，例外的情况是很少的。住房由它提供，医疗保障由它负责。

人们想做任何事情，几乎都得经过它的正式批准，包括结婚、购买到其他城市的车票、申请护照以及从单身宿舍搬到单元房等。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本质不是从市场上获取收益，不是通过关系网进行调动，而是在一个高度僵化的国家等级体系中由底层往上爬。然而，这种等级体系绝不仅仅表现在政治领域，它还是一种与指令性计划密切相关的经济等级制。工作单位有其自身的职能和局限性，但却是整个国家定价制度、国家控制的物质产品分配体系、

国家造成的物资短缺局面以及国家制定的工业化目标的重要基础。所以，单位不仅是公民生活和社会交往的场所，而且还是整个社会控制链条的末端，是政治和经济相互交织的等级制在民众层面的体现。

对于每一个公民来说，在单位内部的存在宛如一种蜂窝式的生活。这里所说的“蜂窝式”有着特殊的含义，它指的不是当今中国人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手机，而是在随后的整个90年代遍及中国各地的有形围墙。工作单位无论学校、工厂还是医院，都在四周建有高高的“围墙”。围墙里面不仅有生产产品的工厂，而且还有住宅、宿舍、小卖部、诊所和商店。工作单位的有形围墙划定了社区的范围，人们就在这样的社区里生老病死。他们寻找配偶、结交朋友（甚或结仇）、生养孩子、遇到和摆脱麻烦，以及商定在政治运动中采取何种立场，基本上也都是在这些围墙里进行的。当时中国人家里一般都没有电话，因为电话由单位安装，装电话基本上按照级别执行，例外情况极其少见。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有什么社会契约，这种契约也极其单纯，那就是：国家控治、公民服从。国家介入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向他们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公民则是被动地应付，往往为上面分配的一点点机会而争来抢去。这样一来，公民就被圈入了由国家控制、被墙围住的工作区里，国家可以借此确保他们的日常生活服从于政治需要。在这种制度下，社会和经济从本质上说是服从于政治的。到20世纪80年代末，虽然狂热的群众运动已经烟消云散，但强制性的隶属关系依然占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