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对中国的描述—东亚发展型国家、另类分子、崛起的重商主义者、有缺陷的市场经济体系、即将来临的社会崩溃，都建立在一个从全球化角度出发的扁平世界观上，该世界观强调的是贸易而非生产。这些描述所共有的一个理论是在这个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拥有一个特殊、独立的体制构造，这些国家在自己的国界范围内可以制定它们喜欢的任何规则，采取它们选择的任意措施。因此，中国是一个样，日本可以是另一个样，美国还可以跟这两个国家都不同，但是它们之间如此不一样的体制构造并不影响它们开展相互贸易，毕竟贸易归根结底只不过是不需要多少协调的交换罢了。贸易的发生仅仅是对最基本的信号—价格的一种反应，只要价格合适且交易双方达成一致，商品就能够跨越国界，从卖方流向买方。在这种设定中，对中国的一个描述是：且不论好坏，中国是一个维持本国经济面和政治面之间非常态的国家，即使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全球贸易伙伴。

但是如果从生产的角度来看，事情会变得很不一样。在这里，国家间最主要的互动不是那种欠协调的、基于各自利益的交换，而是高度一致、精密安排的联合生产。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一个随心所欲的市场水平状态，而在于一个多层级、多公司的全球化生产链。

一个发展中国家若想深度整合到这个体系中，就必须要让国内的经济体制与生产链上游的领头公司所处的经济体制相一致。这种体制调和不需要大张旗鼓地全面铺开，也不需要非常正式，但必须在生产过程中的关键领域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这些领域中有绝大部分都涉及政治和经济的各个方面，甚至跨越了国界—这才是全球化所塑造的世界。如果没有进行过一系列卓越的政治和经济变革，中国根本不可能成为融合度如此之高的全球参与者，也不可能成为全球化生产和制造中心。简言之，从生产的角度来看，前文提到的“政治和经济在发展水平上的分离”这个观点是不准确的。

如果我们从一个更为准确的生产角度来理解全球化，那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摒弃此前提到的“中国拥有独特的政治经济隔离式发展”的观点，认为今日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正在以一种互联、有机的方式演化发展，那么中国又会以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出现？答案包含了一系列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呈现的事实。

第一，中国成为“全球主义的支持者”，为了应对20世纪90年代的危机，中国通过参与新兴的全球生产体系来对自己进行重新定位，“与全球接轨”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口号，更成为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社会使命。正是这种使命感激发了公民的自我价值意识，阐释了他们如暴风雨般疾速变化的生活，并且给予了整个社会一个可以共同奋斗的目标。

第二，中国是“国际化的推进者”。中国没有遵循西方给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标准方案，在进入全球化生产之前准备好完善的体制，而是大步迈向全球化，向供应链的整合者开放自己，外国公司得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有选择地将中国工业连接到全球化生产中去。当然，中国的工业重置是有条件的，是基于那些外国公司的需求以及管理层的决策展开的，他们会决定生产过程中的哪些部分设如果我们摒弃此前提到的“中国拥有独特的政治经济隔离式发展”的观点，认为今日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正在以一种互联、有机的方式演化发展，那么中国又会以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