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密尔顿确实是一个私生子，但他的父亲并不是一个小贩，而是一个无能的小商人。作为凯布斯克斯②领主的小儿子，汉密尔顿父亲的家族比亚当斯的家族要久远和显赫得多。但是汉密尔顿的父亲很快就遗弃了他的情妇和她的两个儿子，于是汉密尔顿的母亲只好在圣克罗伊（当时属于丹麦维尔京群岛的一部分）开了一个小店养家糊口。

汉密尔顿在9岁的时候就开始为一个叫尼古拉斯·克鲁格（Nicholas Cruger）的纽约商人工作，后者在圣克罗伊经营了一家商栈。汉密尔顿极高的天分和远大的理想给克鲁格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当克鲁格因为健康原因返回纽约时，他让年仅13岁的汉密尔顿管理他的商栈。两年后，他资助汉密尔顿前往纽约，汉密尔顿在那里度过了一生。

汉密尔顿在国王学院（现在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法律，并在独立战争期间成为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的幕僚。当华盛顿成为美国总统时，他请汉密尔顿担任财政部部长，处理新联邦政府最紧迫的问题：混乱的财政和金融状况。汉密尔顿很快做到了，并且是在令人吃惊的极短的时间内做到的。

当时大陆会议③能从法国和荷兰借款，并从这些国家购买武器，但它却不能在国内发行足够的国债来筹资以支援战争。他们没有办法，只有求助于硬性贷款，签发借据强制征用各种物资，并发行“不兑现纸币”④，也就是所谓的大陆法币。这种“不兑现纸币”之所以成为钱仅仅是因为政府说它是钱而已，像所有的“不兑现纸币”一样，大陆法币也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在短短的几年内，国会不得不将以前发行的纸币重新定值（只有原有面值的）。100多年以来，“一个大陆法币都不值”①成了美国词汇中的常用语。

即使在战争期间（那时纽约仍被英军占领），在纽约也存在对国债、借据以及大陆法币的投机活动。投机商在咖啡屋［这种地方曾产生过许多金融机构，包括伦敦证券交易所和劳合社（Lloyd’s）］拍卖各种证券，但这些活动只是零星和非正式的，并没有引起人们注意。但是当汉密尔顿按照新的《宪法》重铸国家的金融架构时，如何监管这些对证券进行的投机活动成为了当时美国重大的政治问题之一。

汉密尔顿试图做三件事情：第一，他寻求建立一个完善的联邦税收体系，以保证国家有一个稳定的财政来源（在此前的联邦体例下，联邦政府没有征税的权力，只能被迫向各个州要钱）；第二，他想用美国政府信用作为担保，以优厚的条件发行新的债券，去偿还旧的国债（包括国内的和国外的），以及战争期间几个州的债务；最后，他想按照英格兰银行的模式建立中央银行，来代替政府管理金融并监管国家的货币供应。

但是一批政治家追随他们著名的领袖杰斐逊，极力反对汉密尔顿，很快他们就被称做杰斐逊主义者。杰斐逊主义者认为那些以低价买进旧债券和其他票据的人是投机者，不能允许他们兑换新券来获利，只有初始的债券拥有者才应该获得赢利。但在实际操作中，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要确定谁是这些债券最初的持有者会耗费大量的时间，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的。

汉密尔顿这一偿债法案最终在国会得以通过，但是也经过了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例如，为了让杰斐逊主义者接受偿还国债的方案，汉密尔顿不得不作出让步，使纽约失去了成为新联邦首都的机会（当然我们无法知道，如果纽约不仅是这个国家的商业、文化和金融中心，同时也是这个国家的政治中心的话，历史将如何演进。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如果纽约成为首都，那么美国，包括纽约，会和今天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