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建立中央银行来改变美国的银行体系越来越成为银行家们的共识。这个中央银行将完全垄断货币的发行并决定法定存款准备金要求，从而保证在它的基础上进行货币的多倍扩张。233中央银行可以挽救陷入困境的银行，在全国范围内以一种平滑的、可控的、统一的方式扩张货币。

早在19世纪90年代，银行家协会和大型银行便主张沿着这些路线进行银行改革。1900年，麦金利总统的财政部长莱曼·J.盖奇（Lyman J.Gage）建议建立中央银行。盖奇是美国银行家协会的前任主席，也是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的前任行长，该银行与当时洛克菲勒控制的纽约国家城市银行关系密切。1908年，纽约商会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其中包括国民城市银行总裁弗兰克·A.万德利普（Frank A. Vanderlip）］呼吁成立一家新的“类似于德意志银行”的中央银行。同年，美国银行家协会设立了一个大银行家委员会，由摩根所控制的柴斯国民银行董事会主席A.巴顿·赫本（A. Barton Hepburn）提议建立中央银行。参见Kolko, Triumph of Conservatism, pp. 146\|53。

1907年的恐慌促使银行家们加快制定新银行体系的预案。由于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都支持新的中央集权下的经济制度，基本上没人反对采用欧洲的中央银行制度。法案的制订和各种不同建议的不断变化，反映了政治和金融集团之间的权力和利益争夺。最终在1913年，威尔逊政府推动《联邦储备法案》在国会以绝对优势通过。

在所有这些争权夺利的过程中，最有趣的事件也许是1910年12月佐治亚州杰基尔岛的秘密会晤。在这次会议上，支持建立中央银行的各方势力的高级代表进行了会晤，以求在新计划的基本内容上达成一致。与会者包括参议员尼尔森·A.奥尔德里奇（Nelson W. Aldrich）——234他是洛克菲勒的亲戚，曾经领导国家货币委员会（该委员会由美国国会创立）实施中央银行研究计划；洛克菲勒国民城市银行的弗兰克·A.万德利普（Frank A. Vanderlip）；库恩洛布投资银行的保罗·M.沃伯格（Paul M. Warburg）——他从德国移民到美国，将中央银行的理念带进美国；亨利·P.戴维森（Henry P. Davison），美国摩根大通公司的合伙人；以及来自由摩根控制的纽约第一国民银行的查尔斯·诺顿（Charles Norton）。有了诸如摩根、洛克菲勒、库恩洛布等强大利益集团的一致赞成，中央银行的建立势不可挡。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建立联邦储备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两位经济学家都是保守主义者，在联邦储备体系建立以后，他们却用大量时间来攻击美联储的信用扩张政策（当然还不至于否定自己在创立美联储过程中的作用）。他们是芝加哥大学的J.劳伦斯·劳夫林（J. Laurence Laughlin）教授及其学生H.帕克·威利斯（H. Parker Willis），后者是华盛顿与李大学（Washington & Lee University）的一名教授。劳夫林与威利斯不仅在起草《美联储法案》和设计联储的组织架构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也是新央行的御用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