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尔随后提出了关键问题。银行学派（怀特所支持的）声称致力于建立金本位制度，288这样就不用再以交易需要为借口为不可兑换法币下的银行信用扩张作辩解了。皮尔对此存有质疑，他问道：在银行受限制\[法定纸币\]的时期，“你认为合理的商业需求作为检验货币流通量的证明，它可靠吗？”吉尔伯特推诿道：“对这个时期的情况，我不甚了解。”——这个回答是极不诚实的，因为吉尔伯特曾写过一本书，名为《银行的历史和原则》（1834）［The History and Principles of Banking（1834）］。的确，吉尔伯特并没有坚持金本位制度：“我认为，即使在那个时期，合理的商业需求也足以作为合适的货币流通量的指标。”当皮尔在这一点上进一步向吉尔伯特责问时，后者开始出尔反尔，对于自己的观点一变再变，最终还是以对那个时代不了解作为回避的借口。皮尔和吉尔伯特的交锋可见于博伊德·希尔顿（Boyd Hilton）的重要文章“Peel: A Reappraisal,” Historical Journal 22 (September 1979), pp. 593—94. 希尔顿认为皮尔（远非历史学家所描绘的那样，他并不是一个不道德的投机取巧者）越来越忠实于古典自由主义，他致力于低预算、自由交易和硬通货。然而，希尔顿由于不懂经济学，他认为皮尔对吉尔伯特的质问是“愚蠢的”，皮尔蔑视吉尔伯特以缺乏“知识”为托词，也受到了希尔顿的嘲笑。此外，由于希尔顿并不是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者，罗伯特·皮尔爵士代表的所谓的教条主义的自由也受到他的嘲笑。

皮尔对银行学派致力于金本位制度的坚定程度存有疑虑，这无疑是正确的——不论怀特教授后来是否又将他们归为自由银行学派。且不论吉尔伯特上述前后摇摆的观点，他在伦敦威斯敏斯特银行的同事，J. W.博萨凯特（J.W. Bosanquet），一到困难时期便不断敦促银行暂停铸币兑付。在1844年《货币监管》（On the Regulation of Currencies）这本小册子风行之际，约翰·富勒顿（John Fullarton）——289一位当时身处英格兰的退休印度银行家、银行学派的关键领导人——彻底地显露出银行学派对金本位制度的摇摆。富勒敦这样写道：〖＝1〗虽然我担心自取其辱，我仍毫不犹豫地表示，我仍然坚持备受谴责的1810年旧银行董事会（Bank Directors）条文，即“只要银行发行的银行券是用于60日之内的商业类票据贴现，那么就不会出问题”。\[27\]〖＝2〗富勒顿提到的是以往反黄金货币论者（antibullionist）的观点，即只要银行坚持发行货币是以短期真实票据为基础的，那么不论货币本身是否可兑换，通货膨胀或经济周期就不会产生。难怪皮尔怀疑通货原则的反对者们都是隐性的伯明翰主义者。

自由银行学派唯一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是——塞缪尔·贝利（Samuel Bailey），他也是怀特眼中的另一位明星。贝利在19世纪20年代以主观效用理论反驳了李嘉图的价值论。19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贝利进入了自由银行主义者名单。他坚持认为英国地方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应处于被动地位，以及坚持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不会引发任何问题。然而在这两点上，他的辩解理由显得非常无力。290贝利想让其读者确信竞争性银行制度能够“根据人们的需求很好地进行货币调节”，但他忽视了李嘉图理论的真谛：增加货币供给不会增加任何的社会价值，同时，银行信贷实际上是欺诈性质的票据发行，它没有对应任何真实的商品。

当1844年和1845年的《皮尔法案》赋予了英格兰银行垄断纸币发行的权力，并且消灭了苏格兰的“自由银行制度”之时，怀特才悲伤地承认他眼中的英雄们——自由银行主义者不见了。怀特承认这些人之所以支持《皮尔法案》，是因为他们被银行卡特尔收买了。简言之，作为授予英格兰银行垄断纸币发行权的交换，现存的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商业银行已经发行的银行券仍然可以流通，新的竞争者不得进入票据发行这一高盈利业务领域。因此，怀特坦承：〖＝1〗他（吉尔伯特）如释重负，《皮尔法案》没有废除股份制银行的货币发行权，并对卡特尔联盟的规定很满意：“我们的权利得到承认——我们的权限得到扩大——我们的货币流通得到保证——我们免于与鲁莽的竞争对手发生冲突。”（第79页）〖＝2〗非常好！但是怀特没有将难题抛给自己，例如：“自由银行制度”的运动如此容易地即被卡特尔权力所收买，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运动？尽管怀特闪烁其词，但很明显，这种运动仅仅是作为服务于商业银行利益的外衣。

除了那些自由银行学派中老资格的硬通货主义者——诸如墨西特（Mushet）（至1844年已去世多年）和帕奈尔（Parnell）（在1842年论战期间去世）——实际上怀特眼中的自由银行学派拥护者都是私人商业银行的职员。吉尔伯特终生都是银行高级职员并且长期担任伦敦291与威斯敏斯特银行的经理。贝利是谢菲尔德银团的主席。《银行家杂志》（Bankers' Magazine）曾被怀特誉为发表自由银行观点的重要媒体，然而让怀特难以释怀的是，在1844年6月发行的《银行家杂志》中有一位作者，居然一边批评通货原则和英格兰银行的货币垄断发行，一边却又为《皮尔法案》大唱赞歌，认为它通过禁止新银行发行纸币而有助于保护现有银行的利益。

暂且撇开怀特将早期的自由银行学派中的硬通货主义者与后期的信用扩张主义者混为一谈不说，他所珍视的自由银行运动——至少是后期信用扩张主义的交易需要表现形式——仅仅是商业银行为其通过信用扩张来攫取利益的行为而进行的诡辩。虽然怀特并不承认这一点，但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