扳倒“凡是派”为什么如此重要

毛泽东去世后，中共领导层围绕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展开了激烈斗争。当时，在中央高层，有人提出了“两个凡是”，并写入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的《学好文件抓住纲》中：“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若遵循“两个凡是”，中国不可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当时邓小平还没有正式被平反，恢复工作。但党内以叶剑英为代表的元老派力主为邓小平平反，尽快恢复邓小平职务。1977年5月24日，两位中央同志与邓见面，邓小平发表了主题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讲话。

邓小平说：“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足了。这是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判，话虽不多，但道理很透彻。他用马、恩、列、斯、毛都会犯错误，都是人而不是神来说明“两个凡是”注定是不可行，也是行不通的。

现在看来，“两个凡是”十分愚蠢。但在将毛泽东视为神的年代，要人们立刻摆脱“文化大革命”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是十分困难的。不过，邓小平的内部讲话，还是不胫而走，它像利剑刺中了“凡是派”的要害。“凡是派”做出了不得已的退却。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先前的党政军所有职务。邓小平的复出，使中国共产党又有了主心骨。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打破思想僵化的坚冰，让中国共产党真正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没有一次真正的思想大解放，还是不行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应运而生了。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胡耀邦审定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光明日报》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当天，新华社将这篇文章作为“国内新闻”头条，转发全国。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以及少数省级党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到5月13日，全国多数省级党报转载了此文。

这篇文章阐明，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检验党的路线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由此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大争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发表后，立即遭到严厉的指责。“凡是派”说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很坏很坏，意图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大旗。中央主管思想理论工作的领导人则一再召开会议，批评指责特约评论员和胡耀邦，还下禁令，要求“下不为例”。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于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针对性很强的讲话。他回顾了新中国建立前毛泽东为全党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历程。毛泽东一系列文章，如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1937年写的《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42年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无不闪烁着“实事求是”的思想光辉。邓小平反复强调“实事求是”才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就要坚持“实事求是”这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这次讲话再一次尖锐地批判了“两个凡是”，对刚刚兴起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形成了有力支持。

当时的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与胡耀邦一起指导中央党校一位同志撰写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全面批驳了“凡是论”的观点。这篇文章作为《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在1978年6月24日发表，《人民日报》在同一天刊登，《光明日报》于25日转载。这篇文章的密集发表，是对真理标准讨论的又一次有力支持。

随后，真理标准大讨论在理论界、政界、军界广泛展开，从上到下，从内到外，产生了一次思想大解放。这次大解放冲破了“凡是派”强加在人们头上的紧箍咒。为日后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