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农工商排序——官本位藐视科技

《管子·小匡》：“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柱石）民也。”士，初指文士、武士，即文官和武官，后来有人把读书的人也归入士。“学而优则仕”，仕即做官，可见将读书的人归入士，其实是将读书的人作为官员的后备军，“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一在宋代广为流传的诗句，把读书看作最崇高的事业。其实古人之所以把读书看作超越其他职业的事，完全是因为，读书可以做官。如果读书不能做官，书读了再多也没有用。因此，可以这样说：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这才是本意。士农工商中的士，其实就是指士大夫，即官僚阶层，而并非指仍在学堂的读书人。士排在农工商之前，意味着官僚阶层才是社会的栋梁。农，农民，种田的人，对于封建王朝虽然重要，但他们是被牧者——官僚役使的对象，所谓牧民，就是官僚指挥小民劳动。古代一些朝代，将牧作为一个级别不小的官名，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地委书记，什么青州牧，冀州牧等。工，手工业者，做各类工匠活的人。商，商人，做买卖的人。农民、工匠生产物质财富，经商者互通有无，士大夫代表皇帝管理农、工、商。官僚阶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是为皇帝服务的，皇帝是国家最高决策者，但他的决策的实施要靠官僚们去运作。古代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所以官僚队伍也十分庞大，不谈夏、商、周三代，从秦朝到清朝，每代平均人口按6000万算，按官民比1∶100算，全国官员即有60万人。而每每到王朝后期，官民比急剧上升，大约数十人就要供养一个官员。

了解了士农工商的排序，就不难知道，科学技术在中国古代是不被一般民众所重视的，其原因就在于，科技只是作为农、工生产服务的末技。并不能作为老百姓进入官场的必要条件。读书人所读之书并非是自然科学、技术类的书，而只是诸如四书、五经一类的书，即用于参加科举考试的书。为什么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科技发明也最为活跃？因为那时，列国争雄、争霸，人才争夺非常厉害，科技发明对富国强兵亦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但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新思想就不再受朝廷重视，甚至被朝廷视为异端邪说了。当然凡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尤其是推动农业发展的科学技术，比如气象、地震、防洪、水利、农耕等方面的科技，国家还是很重视的。

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的长治久安，确实与有一支素质较高的官僚队伍有关。为了提高官员的道德修养、治理水平，秦汉前后，就有各种选拔官吏的办法，什么举孝廉啦、什么九品中正制（按品德、才能分为九品录用）啦，等。后来到隋唐时期，又创建了正规的科举制度，用书面考试这种公开、公平的竞争方式选拔人才，充实国家官吏队伍。

但是，选拔官吏的方法、制度，越是趋于正规化、成熟化，反而更容易使这种制度走向它的反面，发生异化。

科举制是比秦汉时期的选拔制度更科学些、合理些，杜绝了世袭，任人唯亲等弊端。但是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方法却越来越僵化，本来是为了选拔优秀人才，却恰恰排斥大批真正有用的人才。比如，明朝末期的大科学家宋应星（1587—1661），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他考中过举人。但以后五次进京会试均告失败，但正是科举失败，使他专心写就了《天工开物》（1637）一书。该书记载了明朝中叶以前中国古代的各项技术。他的书后来在日本、欧洲广泛传播，被译为日、法、英、德、意、俄等文。外国学者称该书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却在科考中屡考屡败，实因考试内容不合其胃口，科技在明清根本不被列为考试内容。

在隋、唐、宋时期，科举考试内容还比较庞杂，有法律、有算术、有策问（涉及政治、教育、生产、管理等）。但到了明清时期，就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八股文了。明太祖朱元璋，将源于元朝的八股文正式定为考试文体。这种文体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段落组成，后四个段落中均有两股对仗的文字，合共八股，所以叫做八股文。八股文的主题就是代圣人立言，即以孔子的思想去指导写文章。清朝将圣人扩大到孔门弟子及朱熹等理学家在内的圣贤，并要求以朱熹行文的语气为样式。乾隆以后，试贴诗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项目。试贴诗与八股文一样，有固定的格式，也是八联十六句，不过八股变为六股。首联如破题，次联如承题，三联如起讲，四五联如中股，六七联如后股，八联如束股。内容必须符合孔孟和朱熹思想，不可以任意抒发自己的感想。这样，科举就成了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枷锁，完全成为统治者控制思想的工具。考八股文，压抑了那些本来不擅长不喜欢科举科目的人的思想，也使一些知识分子无法在学术上、思想上进行创新，导致思想保守、落后，科学技术不登大雅之堂，少有人问津。这就很好地表明了中国古代科技创造力递减的原因。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一针见血地说过：“八股之害，甚于焚书。”因为除了四书五经，其他书等于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