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出现过为私营工商业辩护的言论，有的理财家以商业经营原则作为财政改革的指导原则，重本抑末的思想受到一定程度的抵制。北宋欧阳修（1007—1072）呼吁国家与“商贾共利”，实行“诱商”为上，“制商”为下的新原则（《欧阳文忠公集·通世司上书》）。南宋叶适更明确地指出：“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习学记言序目》），公开否定了传统的抑末观点。但这些反潮流的思想没有也不可能冲垮重本抑末的国策。

朱明王朝建立后，继续奉行“重本抑末”政策。朱元璋曾言：“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洪武十四年（1381年）还规定：“农民之家止穿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穿绢布。如农民家但有一人为商贾，亦不许穿绸纱。”歧视商人，可见一斑。

及至清王朝，重本抑末国策丝毫未有削弱。由于手工业的发展，清朝手工业工人较前代亦有不少增加，常有手工工人集中居住的现象。清政府对这种集中居住，颇感不安，担心不利于统治秩序的稳定，因而对工商业既加利用，又严加限制。如对矿山的开发，常常实行封禁；对于丝织业，有的地区限制私人织机不得超过一百张。除了封禁、限制之外，还有疯狂的经济掠夺，不仅征收一般的商税，还设有层层关卡，任意掠夺商人的物资。对云南的铜冶，清政府推行“官督商办”的办法，控制生产。在开矿冶炼的地方，清政府委派官员吏役，严格监督矿的采炼，“（煎铜）有巡丁监守，铜一出炉，即押赴官厅称兑”，产品的一部分要以税课的名义无偿缴给政府，其余的部分，政府还要按一定比例收买，最后余下的出资采炼商才能自己出卖。政府还实行“预发工本，收买余铜”的政策，通过借贷资金的方法，垄断产品的买卖。官定收购价格，一般低于采炼成本，因此，这种政策是对出资采炼商的残酷掠夺。出资采炼商往往赔本破产，严重阻碍铜冶业的发展。在丝织业中，政府的经济掠夺也很厉害。如在江南地区，清政府的织造局对民间机户实行领织制，官局把钱粮银两发给民间机户，或预先买丝分发给民间机户，让民间机户为它织造，然后按官定各种缎匹的价格计价。通过这种办法，民间机户陷入了徭役义务之中，而且官价很低，民间机户赔累不堪。

清政府将民间工商业作为敲诈的对象，不让其形成积累，扩大再生产，而且其生产过程、结果都受到官府的严密控制。之所以这样，完全是为强干弱枝，这里的干，一是指农业，一是指官府直接经营的工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