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陷入毁灭、重建的怪圈

中国地本文明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有着非常明显的周期性。自秦朝到清朝，撇除立足未稳就被农民起义推翻的短暂王朝——秦朝（15年）、西晋（51年）、东晋（103年）、南北朝（150年）、隋朝（37年）、元朝（69年），其余的西汉、东汉、唐、宋、明、清等都表现出比较完整的治乱循环的周期性。所谓治，就是王朝相对太平的时期；所谓乱，就是指王朝发生动乱，即指农民起义，发动战争，推翻旧王朝。中国古代为什么会形成明显的治乱循环、新旧王朝更替的历史现象呢？根源就在于上一节所述的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及其租税制度。

自秦汉到明清，王朝兴亡，周而复始，就是根源于贵族、官吏占田系统与政府控制下的占田系统相互竞争、对立统一的产权结构。王朝建立初期，贵族、官吏人数较少，且贪欲还未充分显露，他们占有的土地还不太多，因而他们的占田系统相对于村社占田系统还是一个支系。另一方面，因战乱刚刚平息，社会人口较少，人地矛盾也不大，老百姓受到的剥削也较轻。这是经济复苏、繁荣的基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贵族（皇族）“父生子、子生孙”越来越多，而官吏队伍也随着官僚机构的膨胀日益庞大，国家“赐田”（作为贵族、官吏的俸禄田或食田）数量不得不越来越多。但是国家“赐田”数量远远满足不了贵族、官吏的胃口，他们即凭借职权或弄虚作假，将“公田”划到自己名下，或直接向农户巧取豪夺。贵族、官吏在争夺土地的同时还得与官府争劳力，于是他们暗中鼓动或怂恿村民投其门下。而村民为逃避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也宁愿放弃国家正册上的村民身份，去依附“私门”。例如在唐朝天宝时代，唐朝户籍上的户口总数为890多万户，但实际控制的总户数只有四五百万户，其中一半都逃向“私门”。这样，一种奇特的社会景观出现了：一边是越来越多的土地、劳力流向贵族、官吏“私门”，以致贵族、官吏占田系统日益膨胀，繁荣兴旺；一边是村社实际占有土地越来越少，但人口劳力仍不见减少（新增人口、劳力分到的土地越来越少，以致无立锥之地），而租税负担却越来越重。当农户连简单再生产都无法维持时，先是破产（破动产），后是出卖土地占用权、卖儿鬻女或外出流亡，村社占田系统出现大面积土地流失或荒芜，以致日益衰败。当贵族、官吏占田系统对劳力的吸纳达到饱和点后，全社会流民风起，以致揭竿而起争“太平”——大均田。而成功的农民起义的第一个成果，总是铲除旧王朝的赘瘤——贵族、官吏占田系统（这是均田的前提）。但农民起义争得的太平景象是短暂的，因为新王朝从诞生之日起，与前朝大同小异的贵族、官吏占田系统就展开了与村社占田系统的竞争。新王朝不过是旧王朝的复制品罢了。

由上可见，是贵族、官吏的占田系统不断蚕食皇粮、国税，掏空国家财政，动摇国本——农本、地本，这才导致农民造反、天下大乱。最温顺的农民与其饿死，不如造反，成为杀向皇城的英雄，这真是天大的讽刺。

此外，官吏从王朝初期相对廉洁，到王朝中后期贪贿成风，也促进了中国古代王朝的周期循环，对此，不再赘述。

中国地本文明每经历一个王朝，就遭受一次毁灭性打击，尽管毁灭了的文明不久又重建起来，但其文明积累始终不能逾越地本制度所容许的界限。蕴涵雇佣劳动关系的工商业只能是长不高、长不大的小苗，封建王朝不允许物力资本天马行空般地自行繁殖，物力资本的成长也没有相匹配的内需市场，广大农民没有任何剩余可用于交换；贵族、官吏榨取到的剩余只是用来寄生性消费，或用来添加土地（地本），而不是增加物本，他们用不着也不能操这个心。因此，中国古代的地本大树可高耸入云，无国可及，但物本只是受欺压的小苗。地本大树欺压物本小苗，这就是中国王朝的基本定律。

明白了中国古代王朝的基本定律，就不难理解，产生过无数发明包括震撼世界的四大发明的文明古国为何在中古以后落后于西方了。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

“中国的文明根深蒂固，中国的帝国组织渗透甚广，决不允许这些发明破坏传统的制度和习俗。于是，印刷术用于传播古老的观念，而不是新思想；火药加固了皇帝的统治，而不是正在出现的诸民族君主的地位（西欧近代崛起的诸民族国家，君主与工商业阶层结盟，共同开拓外部市场——引者注）；指南针除郑和用于著名的远航外（郑和远航的目的，主要是宣扬明朝皇帝的声望，令人痛惜的是，郑和七下西洋后不久，明朝政府即宣布了“海禁”政策，隔断了中国与外国的海上贸易，以致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技术、无敌舰队被搁置一边——引者注），并不像西方人那样用于世界范围的探险、贸易和帝国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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