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FernandoPessoa，1888—1935）只比波德莱尔多活了一年，同样在童年时期经受了父亲病故和母亲改嫁的打击，三个弟妹的夭折更让他的内心痛苦不堪。佩索阿跟随驻南非副领事的继父生活在别处，接受了十年的中小学和商业学校教育，并且使用英文创作。1906年，匆匆结束学业的佩索阿开始了他漫长的独身生活，在里斯本数家进出口公司担任“外联人员”，白天上班，夜晚写作，直到1934年才出版了生前唯一的葡萄牙文诗集《使命》。佩索阿仿佛是带着隐秘的文学使命诞生的，就像卡夫卡三次解除婚约，同样疾病缠身的佩索阿也斩断了他和打字员奥菲莉娅·凯洛兹的情缘，死后为我们留下大量以英文、法文、更主要是葡萄牙本土语言创作的遗稿。毫无疑问，佩索阿已经步入了洛特雷阿蒙、卡夫卡这些被“未来读者”所发掘出来的大师行列。洛特雷阿蒙的长篇散文诗《马尔多罗之歌》里出现了一百八十五种动物的形象，佩索阿则先后使用了七十二个异名，还煞有介事地描述他们的职业年龄和性格气质。诗人的葡萄牙语名字本身就含有了“个人”和“面具”这两重意思。从这个长期酗酒和精神濒临分裂的天才身上，潜伏着某种被压抑的危险的欲望。在“仿日记”的片断体随笔集《惶然录》当中，佩索阿渴望成为“另一个我”，远走他乡，“逃离我的所知，逃离我的所有，逃离我的所爱”。然而，在韩少功所选译的此书开篇，我们就听见了一个平静而又沮丧的声音：

有时候，我认为我永远不会离开道拉多雷斯大街了。一旦写下这句话，它对于我来说就如同永恒的谶言。

阿尔蒂尔·兰波更像是佩索阿失散多年的貌合神离的长兄，或者说是一枚银币的正反两面。佩索阿出生的那一年，兰波正在非洲的沙漠和丛林之中冒险，贩卖军火和象牙，腰缠黄金，行踪不定。在给家人的书信里，他经常怨天尤人：“无家可归，干着粗活，迷失在一群黑人中间……”痛失父爱的佩索阿只能假托别人写信来安慰自己，十六岁的兰波却在他最早的诗篇《孤儿的新年礼物》里兴高采烈地谈论孩子们的“一些稀奇古怪的梦”。那是普法战争爆发的1870年，少年兰波即将开始他那著名的三次离家出走，同时写下那两封惊世骇俗的《通灵者书信》，宣称一切诗人都是“窃火者”，必须成为伟大的病人、罪人和被诅咒的人。简而言之，“我”，是他人，另一个人。

德国导演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RainerWernerFassbinder，1945—1982）和兰波一样都仅仅活了三十七岁，而且有着更为失落的童年，父母的离异将他过早地抛向了社会，母亲甚至搞不清楚法斯宾德的具体出生日期。法斯宾德还险些成了一个十七岁男孩西吉（Siggi）的儿子，他讨厌母亲的情人以及后来的继父，就像爱伦·坡和波德莱尔一样，他也被逐出过校门，四处游荡，甚至一度自暴自弃地当起了男妓。长相丑陋的法斯宾德在接受访问时如是说：“我是我自己的父亲。”

我们都是自己的父亲，从脱离黑暗的娘胎的那一刻起，就被孤零零地遗弃在尘世的牢狱之中。永远处于三十八岁的青春尾声的美国南方作家托马斯·沃尔夫在《天使，望故乡》开篇致读者的前言当中发出了一连串喑哑的呼喊：

一条不见了的通上天堂的巷尾——一块石头、一片树叶、一扇找不到的门。何处啊？何时？

忽然想起了我们的祖先亚当，有一天，他终于失掉了伊甸园，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呢？神既宣判说：“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就让我们回归土地，双手劳动，建设家园。当代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在他获得勒诺多文学奖的成名作《诉讼笔录》（1963）当中也塑造了一位名叫亚当的流浪汉。主人公亚当·波洛离家出走，渐行渐远，甚至化身动植物，变成“一个史前时代的创造物”。故事的结尾，亚当就像临终前夕的波德莱尔那样患上了“失语症”，被关进了疯人院，因为他试图遗弃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