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只有上海有一两家小型跳舞俱乐部，虽然我也经常去那儿混，但大家都说我跳舞像在织毛线衣或者找东西。那时我认为跳舞音乐是很资产阶级的东西，不管是在迪厅还是在俱乐部都跟我没什么关系。我错误地认为跳舞只不过是换种方式调情而已：以前我们一起看电影，现在我们一起跳舞。

后来我认识了一个瑞士的DJ组合“奶酪”。他们放的音乐让我第一次一刻不停地跳舞到天亮。我突然就明白了好的跳舞音乐是可以改变人的。好的跳舞音乐可以让我不去考虑怎样跳舞，因为音乐在动我，节奏带来温暖，空气触了电，我的整个身体在舒展。

我们的耳朵和脑子装了太多的垃圾，而好的音乐可以让我们越来越干净。在好的跳舞音乐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身体语言。当每个人都获得了自己的身体语言，那就是一个好的派对。室外的天空已经亮了，而我们还在跳舞，谁都不会想和谁调情了，那一点都不重要了。谁也不会在乎你的动作有多么古怪或多么性感，每个人跳了起来，每个人都漂亮，所有的人在相爱，这种时刻很纯洁。

1998年，跳舞派对开始越来越多，一些年轻的中国孩子开始买DJ专用唱机，DJ和网络作家一样在渐渐成为一种新的偶像潮流。他们是真正的“唱片骑士”，当他们放音乐，就像在和所有的听众谈感情，这是一种情感投入，他们的接片建立在对无数种音色的分析之上。

1999年，随着迷幻药被称之为“摇头丸”而泛滥，很多城市的迪厅开始出现“一片摇头”。我看不得这种除了脖子在动浑身上下哪都不动的“舞姿”。他们不是在跳舞。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去摇头？除了那些“摇头”的，我们还可以随处见到那一双双渴望而又胆怯的眼睛，看到他们僵硬着年轻的身体而不敢跳起来。还有另外一些人站在那里等待；或者寻找；或者炫耀；根本没心思去感觉那音乐。

如果一个黑黑的舞池有很多不会跳舞不打算跳舞或者不快乐的人站在那里，我经常会突然觉得害怕，觉得黑暗。

在司马台长城跳舞派对上，清晨的风把大家吹得很美。看着那些星空、山峦、树林，那些关于纯洁的概念便重新产生。在清晨的雾中，所有的人挥动着手臂舞蹈。跋山涉水只为跳一场舞，户外集体跳舞至天亮，这是件动人的事情。

跳舞就应该只是跳舞。跳舞不需要在乎自己跳得怎样，跳起来就好。当音乐和身体自信地融为一体，我们就拥有了自由。

在音乐里爱自己，爱这个世界，在音乐里去到生活之外。我就是喜欢看见所有寂寞的陌生人在派对上快乐地跳舞，这是我制作跳舞派对的快乐所在。

2001年，跳舞吧，秘密都在唱片里，秘密都在身体里，我就是要让你跳起来，你不跳，我骗你跳，让所有的人都跳起来！

新欢，或者final fantasy——为塞宁的字而写

为什么那么多人爱我？我经常在想其实他们爱的是《糖》里的赛宁。全世界的女FANS其实爱的都是赛宁。赛宁是虚构的，但我却一直相信他活在这个世界的某一个角落。有过两个男人说自己是赛宁，第一位的第一封信让我惊慌失措，第二位的第一封信让我感动得一塌糊涂。后来就没有了。

因为我爱完美。我的赛宁是完美的！是我的灵魂，是现在和离开。

现在，此刻的这个，叫塞宁，是个女孩，是个爱赛宁的女孩，是个可以把明媚的词都用在她身上的女孩。这个小小的女孩！我很荣幸可以为她的字写些什么，这需要一些仪式，所以，在午夜三点的时候，我为塞宁选了收音机头乐队的High And Dry，并且设定为无限重复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