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扇门，应该是檀香木的。

钟笑言，我会想你，但我不会去找你。

捌

我去北京的那天，是一九八八年十月一日，我乘坐着1885号火车一个人北上，朱姨为我送行，艾卿没有来。我在陨城狭小的火车站弯腰套上朱姨为我织的围巾，朱姨突然哭了起来，列车要启动的时候，她还紧紧抓着我的手说：“笑言，回来啊！”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这是我成年后的第一场生离死别，我对朱姨说：“其实我不过是去北方的一座城而已。”但她还是在哭，列车员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仿佛我是一个要去工读学校的问题青年。我在车窗处和朱姨挥手，直到列车渐行渐远，我还看见朱姨在后面紧紧地跟随着。

“走啊！走啊！”我在车窗里叫着。

我在北京的一个艺术坊附近租住了一个狭小的居室，有许多和我一样等待考美院的学生。平日里除了画画就是画画，我用过的空油彩颜料盒堆积在居室里，散发着松节油的气味，我没有告诉艾卿，其实我不想来北京考美院。我宁愿在青河路，宁愿在陨城，宁愿在消隐在山脉底部的村落里，宁愿在有很小火车站的地方，宁愿在南方。

北京的天气干燥而凛冽，但因为在地下室居住，也只觉得潮湿和阴冷，我的被子不够厚，也不能经常拿出去晒一晒。每到晚上，只觉得疲累。

冬天将尽的时候，我走进了那所美院，跟随着一丛丛穿着冬装的人群，我猛然觉得恐慌，人们把自己包裹得如此森严，这是我在陨城所不曾见到的，我紧紧地攥着我的画具，在即将走进考场的那一刻，我逃离了这所学校。

北京的大街比陨城宽阔太多，这里的房子下面没有安静蜿蜒的河流，没有人会在船上卖东西，也没有石榴水的薄荷香味，我一个人像一条流浪狗一样行进很远，手中还提着我一管又一管的颜料，有一管被从我身旁擦边而过的骑车女人撞了出去，摔在马路上，露出了红色的内瓤。

我记得它的名字，西洋红。

那一瞬间，我迅速记起了父亲面对我画里的红色时怅然的神态，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迅速变成枯藤一样的手不住地在我的画上婆娑着，直到那些原本在画面上干涸的红色染红了他的手指。

然后他就吐出了一口血。

这是他病情骤然加重的第一天。

我神色惶然地穿过马路，回到了住处，然后迅速收拾了画具和简单的衣物，仓皇地离开了这座城市。把我的钟笑言时代远远地抛在了火车呼啸而过时，漾起的风中。

玖

我在缅甸仰光待了整整一年，以画佛像的名义借住在一个游客稀少的清真寺内，依靠给寺院画壁画维持困顿的生活。接下来的几年，我一直在南亚和东南亚之间游荡，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知道艾卿还在青河路，我也知道那时候朱姨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甚至每每到湿热天气必须依靠药物维持。但我还是远远地离开了那里，离开了陨城，离开了青河路。

离开了父亲的书箱，离开了那些我在叔叔卧房的床底下看到的鲜艳的油画。

我不知道艾卿是否将我父亲的书看完，是否知道自己的父亲也曾经和我一样疯狂地热爱画画。在越南旅居的时候，我总是希望书店里的中国作家专栏上摆上艾卿名字的书籍，但我始终没有看见它们。直到我去湄公河的那天，在岸边完成了来越南的最后一张风景。

我提着画具漫无目的地在越南过去的西贡市街头游走，喧闹的海鲜菜馆附近，就是这里最大的码头。一个神色颓唐的年轻人拽住了我的衣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