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没有感觉到那个港商是如何进入她身体的。只是她记得那个港商指着沧桑胸口的伤疤问，这是怎么了？沧桑摇摇头，刚要闭上眼睛，一阵刺骨的疼痛从伤疤传来。港商把手指狠狠地按在那个伤口上，脸上是温和的笑。

后来电影终于开拍，却又因为上映的时候，最后审核没有通过。导演欠下一大堆债务。领着沧桑狼狈而逃。那是1996年的10月，导演几乎身无分文，通过朋友帮助借住在北京郊区一工厂的地下停车场里，沧桑带着一个黑色大皮箱依旧形影不离，她执著地认为自己当年离开五金厂的选择是无比正确，就算错了也已无法回头。

沧桑曾在拍电影的间隙回过一次五金厂，得知那个厂子自她走了不久就倒闭了，母亲丢了工作，到处以给富裕人家打杂或者捡塑料瓶子倒卖为生，母亲一生并没有什么技艺可以谋生，当年的昆曲早已废弃，一直以来就是在五金厂做工挣钱养家，现在厂子一倒闭，连住的筒子楼也被没收成国有资产，听说当年母亲用一个排车拉走棉被、家具还有一台黑白电视机，并无他物，想来就是这么可悲，辛劳十多年，最后竟然一无所有。她开始在南阳市西城门下的棚户区租房子住，并给富裕的人家做保姆，后来看的孩子不小心从沙发上掉了下去，被狠狠地辞退，没有得到一分的报酬。再后来，母亲做过许多工作，早上四点起来去卖过报纸，晚上十点赶过夜市卖小孩子衣服，最后把手里的钱花尽，竟然没有一分的余利。她最终迫于生计，只好以没有保障地打杂和拾破烂为生。再后来，附近一个新开业的食品厂招聘女工，母亲去应聘，做了一名女工，还可以住工厂宿舍，才算解决了窘迫的困境，本以为可以这样下去，再嫁个男人过一辈子，谁想知一次食品厂机器出了事故，母亲连头发带人都被卷了进去，出来的时候是一堆绞成稀烂的肉泥。沧桑回去后，在食品厂领导的手里接过一万元钱的人身赔偿，母亲没有保险，那属于意外事故，母亲也因操作不当负主要责任。沧桑拿着那一万块钱，在母亲死亡的那台机器前伫立良久，她不明白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可以这样消失得干干净净了，她不明白一条生命怎么就值这薄薄的一万元人民币。她把手插进兜里，手指出了汗，打湿了那纸币，滑腻腻的凉意从指尖迅疾地传到心口。

她想起自己的离开，以及母亲当年的那些是非。她开始不明白为什么母亲和别的男人偷情后，还能对继父笑脸相迎。如今她不明白自己的走对母亲又有多大的折磨。她一直不了解母亲的一生，在她的记忆里，她似乎就是一个平常的妇女，时常带个男人回家，有时候呵斥她乱花钱，呵斥她每天都想吃一块雪糕，呵斥她初一的时候就给同班的男孩子写情书。总之，母亲就是那样的。从此，她将再无亲人，孑然一身，闯荡天涯。

无论自己跟着这个导演是对还是错，都已注定，她只好跟着走到底。导演需要她去和别人的男人睡觉，她就想到母亲和各色男人一次又一次的偷情。导演需要她去用心演戏，她就想着母亲在偷情后依旧对父亲笑脸相迎。导演失败住进停车场的地下室，她也跟着义无反顾。她不知道自己还有其他的路要走，她以为这就是自己该走的路。不回头，也不想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