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之下，

未知便是永恒。

来北京没多久，我的包就被拉了两次。

一次是在家乐福外的天桥上，我左手一大包，右手两大包，低头一路疾走。忽然有位小姐经过，迟迟疑疑回头看我几次，立住问我：“你知道……呃……什么什么宾馆怎么走吗？”我还在糊涂，她忽然近身低声：“小心包。”我大惊回头，遇见西域女子的深深眼眸，若无其事退开。另一次是偶然翻包，咦，怎么又多了一道刀痕？是几时、何地、如何发生的，我全不知晓。

两次倒都没有财物损失。说来惭愧，我经常听到包里手机响，翻了五分钟，都还没找到它的方位，何况人生地不熟的小偷们。

到底还是去买了一个新包，我喜欢大的、有形有状的，这一款索性在前面搭了一大块兔皮，灰茸茸地很嚣张，在不同的电梯里把同电梯的人吓了好几次。

他们教我不要把包背在身后，创造第三次被盗的机会，挂在肩上又不停滑下来，只能斜背了，每走一步，它都打我的大腿，是一种活生生的提醒。天寒地冻，我裹着长款羽绒服，走久了又热，我顺手拽开拉链。在灯火通明的蛋糕店前面等人，无意一瞥落地玻璃窗里的自己：整个人消失在长大的衣服里，偏敞着怀，斜挎着包，一腔的满不在乎喷薄而出，我简直就像一个北京姑娘嘛——虽然我根本不是这样的。

我原来不知道北京姑娘，文学作品里永恒的北京姑娘是《冬儿姑娘》或者《骆驼祥子》里的虎妞，冬儿是“傻大黑粗的，眼梢有点往上吊着……四五岁的时候，就满街上和人抓子儿，押摊，耍钱，输了就打人，骂人，一街上的孩子都怕她！”几棵老玉米被人偷拔了，“她坐在门槛上直直骂了一下午。”“打牌是许赢不许输，输了就骂。”“她也不做活，整天里自己做了饭吃了，就把门锁上，出去打牌。”

虎妞是三十七八岁，长得虎头虎脑，因此吓住了男人。她什么都和男人一样，连骂人也有男人的爽快，有时候更多一些花样。她看上了祥子，就使诈勾引他，给祥子带来所有的霉运：病，被抢车——连她难产死了，好像都不是她的悲剧，而是她给祥子下的套，好让他因丧事破产。

这粗粝印象不是我的错，请去质问老一辈文学家们。直到我踏上这方土地，忽然身边都是北京姑娘，她们的高挑美丽、她们的爽利、她们的语笑如风……《京华烟云》的姚木兰有一味最拿手的花生汤，是福建名吃，当然林语堂是福建人。可是译成中文，她就是地道的北京姑娘，正如我亲见的她们。

而我，也渐渐被这城收服。我能借助太阳识别方向了；我在落了第二场雪之后，终于去买了一生中第一件羽绒服，觉得太实用太暖和了；听了一冬的“正月里理发死舅舅”，我放弃向大家解释这是“思旧”的讹传，乖乖地在冬月剪了头发；跟帅哥，我学会了横他一眼，学余德利道：“怎么着？跟我叫板？”帅哥知情得趣，立时双手一抱道：“唷，您这可是挑礼了。”我是南人，如果我带出了北相，大约只因为我喝的是来自密云水库的水。

我曾以为我早已定型，我却没想到，岁月会一年一年推出修订本。那就是说，还有惊喜等着我了。原来，每一棵树、每一个人的未来都是不可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