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2011年的短篇小说，经常能发现一些不太熟悉的名字，这是最令我欣喜的事情。与这一欣喜事情相伴随的是，一些好小说都出自年轻作家之手，这真是喜上加喜。为什么我特别看重这一点，因为这不仅关系到短篇小说写作的后继有人，而且也关系到纯文学性的小说能不能存在下去。我们一般将小说分为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在我看来，短篇小说是最具文学性的小说样式。现代的短篇小说从“五四”写起，一直写到二十一世纪，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反复磨炼，应该说已经成为一个相当成熟的文体了。二十一世纪前后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变革，比如市场经济、互联网、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新媒体，等等，这些变革对文学的冲击不容低估。但唯有短篇小说似乎在这些外来的冲击下显得无动于衷。这说明短篇小说这一文体已经成熟为一个相当坚固的堡垒，它代表了传统小说的审美形态，不会去迎合外在的变化。为了适应新的文学生产环境，许多文学样式不得不改头换面，而改来改去无非是两种方式，一是把许多适应当下消费时代的新因素强行往文学里面塞，二是把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性尽可能地淡化。但文学为了适应消费时代的改变，带来的并不是文学的新生，而是文学的泛化、矮化和俗化。当然，以达尔文主义来看这些会是一个乐观的结论，因为优胜劣汰，旧的文学死亡了，会诞生一个新的文学形态，比如网络文学、手机文学。但我始终认为，文化和文学拒绝进化论。因此，能够将一种传统的文学形态保存完好，将是人类文明的幸事。在小说样式中，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都具有“叛变”的可能性，因为它们可以完全依赖故事性而存在。特别是长篇小说，它在网络上，被改造成类型小说，成为了网络文学最红火的样式。网络是一个巨大的文化恐龙，但凡短篇小说这种样式有一点点被改造的可能性，也不会被网络放过的。但至今网络对短篇小说仍是不屑一顾。因此，那些追逐市场、追逐娱乐、追逐新的审美时尚的作家是不会对写短篇小说感兴趣的。也许可以将短篇小说当成一块试金石，测试出一个作家是否真正怀有纯文学的理想。而且，只要还有作家在坚持写作短篇小说，我们也就可以放心地说，文学不会死去。如今，仍有年轻的一代加入到短篇小说写作中来，对于文学来说，不是一件非常值得庆贺的事情吗？

在我所选的二十余则短篇小说里，就有十四位作家是“70后”或“80后”，竟然超过了百分之五十。这里不排除我选稿时带有一点偏向，但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的这些作品放在年度的短篇小说中绝对是经得起比较的，也是可圈可点的。首先，我从他们的小说中看到了年轻一代的大境界。如畀愚的《我的1991》，看上去作者写的是非常个人化的小事——小说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写一个中国人在1991年到苏联做生意的经历。主人公的生意做得很成功，他遇见了一位神秘的苏联人伊万，伊万肯定有很强大的背景，因为他做的是军火生意。苏联人看来非常信任主人公，要介绍主人公与他的上司瓦西里见面。于是主人公带着他的女翻译——一位苏联姑娘娜拉塔莎去了莫斯科。麻烦的是，主人公似乎爱上了娜拉塔莎，他到了莫斯科后，都顾不上联络他的生意，而是每天与娜拉塔莎缠绵在温柔之乡。但主人公与情人在宾馆里缠绵时，窗外正在发生一桩影响世界的历史事件：导致苏联解体的群众示威。是的，作者并不是要在此做一篇宏大叙事，他在小说的一开始就对此作了撇清：一个巨大的帝国一夜之间解体，主人公反而感到高兴，因为他的客户从原来的一个国家一下变成了十五个。小说的最后，主人公还从这桩政治大事件中发现了重大的商机，因为伴随着苏联解体，莫斯科到处矗立的铜像纷纷被拆除，主人公打算用购买废铜烂铁的价钱来收购这些铜像。瓦西里很爽快地答应了，但主人公请求瓦西里帮他找回失踪了的爱人娜拉塔莎时却被拒绝了，这时主人公才发现，他的爱人是克格勃安插的人。作者在叙述中始终要营造一种逃离宏大叙事的气氛，主人公面对红场上和大街上的军车与坦克无动于衷，他也顾不上政府的戒严令，四处去寻找失踪的爱人。但小说的结局颠覆了作者精心营造的气氛：这个似乎与苏联解体毫不搭界的主人公，其生活轨迹实际上从来都没有超出宏大叙事之外。艾玛的《在金角湾谈起故乡》，分明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自白。主人公Ｍ女士是一位研究生物学的学者，她的专业也是与现实问题紧密相连的，因此她从专业的角度对人类的现实困境充满着忧患。但这位充满忧患意识的专家却对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束手无策，这并不是专家的无能，而是专家不愿意去效仿和学习现实中的行为规则，因为这些现实中的行为规则是与她的理想相背离的。现实与理想的背离，是所有知识分子共同面对的困惑。作者以故乡这个意象来隐喻这个困惑，这恰是这篇小说的主题之“大”。其次，我也看到了年轻一代的精神困惑。弋舟的《安静的先生》是一篇很耐人寻味的小说。一位退休后的老先生，决心寻求一种淡泊清静的生活。他做一只候鸟，冬天时从北方来到南方，寻一个小城镇住下来，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安静地度日，无所牵挂，也与世事无关。但世事偏偏不放过这个无所牵挂的老头，频频地来骚扰他。作者笔下的老先生，曾经身居要职，显然历经沧桑，这一切作者都没有交代，也无须交代，重要的是，这位老人觉悟到安静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但我以为，作者真正的用意并非要塑造一位安静的老先生，从字里行间，我们分明感觉到作者对现实的激愤之情。社会是那样的喧嚣、浮躁、无序，而人的心境则充满了污秽的尘土，找不到半点洁净之处。安静的先生在同里古镇遇见一位老先生，两人“一见钟情”，心心相印，安静的先生就在老先生的相邀下住在他的家里。他们相安无事，但他们的晚辈却惊慌诧异。作者通过这样的细节表达出年轻一代的自责，也表达了他对这个喧嚣世界的深深困惑。郑小驴的《少儿不宜》，以一个少年的眼睛去看待乡村文明遭遇城市化的野蛮入侵。游离和众多的乡村少年一样，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考上大学，离开乡村，进入城市，可是进入城市就能有前途吗？游离的表哥却提供了一个反面的实例。在游离家乡，盖起了一座温泉度假村。虽然游离还没有进入城市，却通过这个温泉度假村感知到了城市的另一面。这让他对未来更加迷茫。这篇小说非常真实地表达了一个“80后”的内心困惑。作者郑小驴就是一位从乡村走出来的作家，他目睹了中国社会近几十年来的巨变，可贵的是他始终带着一种质疑和困惑去面对世界，这也就会使他在文学上走得更远。再次，从年轻作家的作品中我也看到了年轻人的朝气和风格，比如甫跃辉的《骤风》中的一种特别的想象，颜歌的《悲剧剧场》中的青春体的语言叙述，徐则臣的《轮子是圆的》中体现出的一种叙事的冲击力，都带有年轻一代鲜明的印记。这一切也说明一个事实：尽管短篇小说这种形态是非常传统的，但它丝毫也不会是衰老和陈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