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有一样他恐怕学不来，老曾一辈子一只青藤箱，一件布衣，前襟上还带着油渍，稍有点世俗之念，就骂自己是畜生，说不为圣贤，就为禽兽。他是两样都要，事功文章古玉姑娘，哪样都舍不得。

其实他心里挺清楚的，知道真正的文学要付出什么代价，不像司马迁那样付出身体，就得像曹雪芹这样付出穷苦。真要想醇酒美人还要文章传世，有点贪婪。他也想像狗子那样有一张苦瓜脸，一支潦倒笔，“全知全能又百无一用地度过一生”。

但他有一个妈，他妈是纯种蒙古人，老了还穿一身大红裙，脖子里挂狼牙，一人能喝一瓶蒙古套马杆酒，看见长得好的动植物，说拿回家炖了，见着风景好的地儿，说占一块盖房子。

有这么一妈，他就不太可能成阮籍、嵇康。加上他是红旗下的蛋，没战火没乱世，听着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长大，大学宿舍里天天喝着劣质茉莉花茶坐看紫禁城的金琉璃顶鬼火闪动，出了国干了咨询又知道了一张A4纸上写了字能换两万美元。

这样的人哪儿还能受得了“百无一用”。

我问他权力对你来讲有吸引力吗，他想了一会儿说：“我能感觉到吸引，但没有形成贪恋，大权在握的时候，还是挺爽的。”

他想了一下，又说，还是挺爽的。

然后又说了一句，还是挺爽的。

又拿一个朋友举例子：“你说老陈他做的事是全行业里最好的，但为什么还要委屈自己去跟一帮傻×竞聘？因为没有待遇就没这个台子，这是个两难，当然要到这儿，你非得扭自己一下，但这扭一下，肯定就离你自己心里的理想远一点。”

陆放翁有句话说：“少时汩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然渔歌菱唱，犹不能止。”冯唐说他看了有点害怕，但也知道这是命。

有不少人劝他，什么都有了，风景好的地儿哪儿都有房，干吗不停下来专职写。

他说：“有一个人天天背水上山，后来山上有了井，他还一直背，有人就说，你干吗还背这个篓，他说后背冷。”

7

他有次说：“比如我立志要当一个酒保，那又怎么样呢？但按传统价值观就是不靠谱的。”

我说：“你能摆脱吗？”

他说：“摆脱不了，所以我要反抗。”

反抗方式之一是写黄书，知道发不了。还要写。说是他小时候看劳伦斯、看肉蒲团、看金瓶梅的结果，想要写本又真又好又善良的，“像花丝要把花药传给雌花的蕊柱上一样美好，像饿了吃饭再饿再吃一样善良”，传个五百年造福人类。

说想发我看，又挺不安，“柴老师你不会觉得我是流氓吧”。

嗨，柴老师也是见过世面的人。

我说你撒开写吧，写字儿的人是造物，给万物命名。

后来他发大纲来看，叫《不二》，第一句话是鱼玄机站山冈上对老禅师说“你要看我的裸体吗？”后边都是大尺度，挑战禁忌，汁液淋漓，我没觉得不适，只是有点不太明白他想写什么。

有次说起来这个，他说很多小说，不说明什么，看了更糊涂，或者让你以为明白的，再次糊涂。“《不二》，故事清晰，人物背景清晰，力量起伏清晰，但是人物如何评判，对错等等，毫无结论”。

那你为什么要写黄书？我问。

他说：“我推崇的不是滥交，我只是要抛开审美和正统思维，因为接受新思维对于流氓是很容易的，对于社会主义老太太是很困难的。”

他问他爸，到这个年纪，你人生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他爸说我想解放台湾。

他挺感慨，说这么样的一个人心基础，即使有什么想法，也很容易碰到很大范围反对，再正确，也怎么都推不动的。“谁待在这个位置上，都推不动——并不说这个对，但这是一个现实。如果这么一个人群，让他们来支持你，只能用他已经习惯的东西。如果想站起来反对什么，反的人也是大字报言论”。

他说：“如果成了，可能更差。”

他用这个解释他为什么不谈时事，也不跟什么东西正面冲突，要写文艺。

冯唐说：“文艺有什么作用？至少能启人心，多有点美感，往天上一看，不光有太阳。这人一分心，独立性就能建立一些。”

他这话像蔡元培说过的，“一个没审美的民族是不知善恶的”，所以一战后蔡有个观点，道德的提高要依靠美术的教育，“美无私利，可以‘隔千里兮明月’，有普遍性。将人我之见渐渐熄灭”。

冯唐说他有个中篇，是写辽代太监的故事，他说：“我想用我的方式写写历史，平时听的这些事儿，至少可以有另外的解读，你听到的不是真理，只是真相的另一种说法。至少是我认为的说法。汪精卫是个大坏蛋吗？看你怎么看了。人心应该相对复杂起来。不要从小就是标准答案，不是纠错。”

这时候是能看出有了钱的好处——写的时候可以百无禁忌，不为印成纸，不为挣银子，写完提笔四顾，踌躇满志，他说：“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思维独立，很多事儿你是不敢做的。反过来说，经济上自信，你有自觉精神，能独立思考，这是分不开的。”

这是他对自由的理解，有一点像他喜欢的毛姆笔下的人物：“他像是一个身上涂了油的角力者，你根本抓不住他。这就给了他一种自由，叫你感到火冒三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