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理犹在人心

诚如当代著名学者钟叔河指出的，暴方子是“光明正大的。这件事情很激动了当时的著作名流，秦散之为绘《林屋山民送米图》，俞曲园作长歌，郑叔问、吴大澂、吴昌硕等都有题咏。‘不媚上官媚庶人，君之失官正坐此。乃从官罢见人情，直道在人心不死。’诗写的是直道，是人心，也就是士气和民意了”。他还说，“胡适是以现代眼光审视这个卷子的第一人。”

我们由此知道，一九四八年暴方子的孙子暴春霆，在事隔五十七年之后，携秦散之绘《林屋山民送米图》请胡适题词，尤其是当胡适看了三件相关档案史料，以及上面诸多晚清名人题词后，胡适显然受到了震动。于是，民国时期《林屋山民送米图》名人题词，便以胡适为滥觞，开始留下了新一拨人物和内容。他们的名字一个个都如雷贯耳：胡适、朱光潜、冯友兰、游国恩、俞平伯、浦江清、朱自清、马衡、于海晏、张东荪、徐炳昶、陈垣、沈从文、黎锦熙、徐悲鸿、张大千、李石曾等。而解读这些名人为这幅长卷留下的墨迹内容，也许更能让我们从中感知一个具体而真实的暴方子其人，以及那三件档案史料所透露出的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价值。

正如胡适用“人民公意的表示”一语道尽暴方子与林屋山民们的亲密关系一样，美学家朱光潜的“（暴）方子先生遗爱在人”则一语中的，给了暴方子以实事求是的评价。

一九四八年春，暴春霆请刚从美国回来的哲学家冯友兰看《林屋山民送米图》。冯友兰知道了这幅画的情况后，不由感叹道：“近年以来，我们亲眼看见许多官吏，对于办理政治只顾自己的考成（政绩），不管百姓的死活。而中国之大，尚没有发现一个像方子先生那样的以直道忤上的廉吏”。

针对这起事件，哲学家张东荪说出的一番话，也许更振聋发聩：“谓今之官场无是非可言。其时距清之亡不过十余年，然即此一语已足证清之必亡矣。窃尝读史，每当革命之起，其前必有一黑暗时期，无是非，无赏罚，固不仅贪婪无能而已。方子先生清廉自守，宜其被劾。语云：‘礼失求诸野。’黑暗时代，是非善恶之辨，只在人民。故一人倡议馈米，各村皆起应之，是公理犹在人心也。”张东荪还以小见大，说“即此一事亦已足证清室之必亡。盖未有贪污横行，是非不辨，赏罚不明，而能永临民上者也”，“当清末季，岌岌可危，士大夫犹欲竭智尽忠以谋挽救，顾终无济，岂非以病已深入膏肓耶？”当时正是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正日薄西山，摇摇欲坠。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前朝的教训既然不予吸取，以为殷鉴，那么这时候想要挽救也已晚了。这诚如徐炳昶于一九四八年四月为这幅长卷“敬题”时所写的：“今者国步虽移，而此种卑劣之心理仍根深蒂固，至难薅除，民生憔悴，实由此祟。”

无独有偶，除了秦散之，清末名士郑叔问也曾经就暴方子的故事画过一幅《雪篷载米图》。此画抗战期间因埋入地下保存，取出时已笔迹模糊。后来著名画家徐悲鸿因“窃念此故事足励末世”，遂在病中予以重绘。

《诗刊》一九八零年第九期曾发表朱自清《题〈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并序》。朱自清在序中写道：“六十多年前，河南滑县暴方子先生到苏州洞庭山里的林屋山做巡检，因为‘好事，好出主意’，给县官撤了职；撤职后搬不起家，家里甚至没有米。老百姓纷纷送柴米给他，当时诗人秦散之给画了这幅图做纪念，题的人很多。暴先生的孙子春霆先生要我也题几句话，我觉得这可以写一首新诗。”诗曰：

暴方子先生，这一个最小的官，

却傻心眼儿，偏好事好出主意。

丢了官没钱搬家，更没米做饭，

老百姓上万家人，给担柴送米。

上司训斥，说老百姓受他讹诈，

他却说：傻心眼儿的人有傻报。

这幅图这卷诗只说了一句话：

傻心眼儿的老百姓才真公道。

——春霆先生嘱题，朱自清，卅七年

 （《书屋》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