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之间

孙　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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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代人与学问的路很远，书读得有限。想起自己的读书生活，空白点多多，至今还是浅薄得很。比如近代史吧，很晚才知道一点真实的遗存。“文革”期间只晓得一点革命史，非革命的文化著述几乎都被烧掉了。七十年代初因为偶然的机会读到《胡适文存》，显得神秘，那是在一个同学家里，并被告知不得外露。那年代胡适的书是被禁的，在我来说，初次的接触也有偷窥的忐忑。但那一次阅读，改变了我对“五四”文化人的印象，看到那么多整理国故的文章，才知道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乃深味国学的一族。后来接触鲁迅、陈独秀、周作人的著作，吸引我的，不都是白话文的篇什，还有古诗文里的奇气，及他们深染在周秦汉唐间的古风。足迹一半在过去，一半在现代，遂有了历史的一道奇观。奇怪的是，我们在五十年代后，不太易见到这样的文人和作家，一切仿佛都消失了。亲近那些远去的人物，没有旧学的根底，大概是不行的。

而不幸，我们这代人，缺乏的就是这样的根底。我意识到知识结构存有残缺的时候，是八十年代。那时候阅读汪曾祺的作品，才知道其文字何以具有魅力的原因。因为他把失去的旧绪召唤到自己的文本里了。那些对我们来说，已经十分陌生。我所经历的教育理念是，传统乃封建余孽，没有新意。这看法今天看来并非都错，可是不了解传统，大概也会生出问题。而汪曾祺身上的士大夫意味，对他的小说不是拖累，倒成了积极的因素。那时候流行的理论无法说清这些，但隐隐地知道我们的时代出现了问题。也由于此，我忽然有了沮丧的感觉。好像搭错了车，发现自己到了一个不该到的地方。这种感觉，到了三十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消失。

八十年代对我来说是知识恶补的时代。还记得集中阅读周作人的时候，曾被他沉潜在文字里的绅士气与鬼气所打动。我也奇怪，何以被这位潦倒的文人所吸引，好似内心沉睡的因子被唤醒了。难道自己的深处也有消极的欲求不是？而那时候也暗自发现，我的心里的确藏有对旧人物的亲密感。那些时隐时现、时续时断的情思，或许是自己渐渐亲近书斋的原因？我曾把这个看法告诉给汪曾祺，他笑了笑，说道：对周作人那个圈子里的人，也是很留意的。

于是便对百年间文化史的另一面有了兴趣。在驻足于各类文本的时候，其实更愿意看的是作家的尺牍、旧诗与题跋之属。那里可能看到人的更直接的、隐秘的存在。这很像人们的喜读野史，在正襟危坐的文本里，其实没有真的人生。越到中年，这种感觉越浓，也许自己真的有些老气了。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进入现代世界的脚步越来越快，革命几乎成了时髦的话题。其实这样的态势，早在孙中山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以新代旧，新旧交替，在我们的国度里一直是道复杂的景观。革命的人，多是从旧营垒来的。因为深味传统的弊病，才有了摧枯拉朽的渴望。激进主义固然是域外文明的一种，而我们传统中的因子有类似的倾向，也是不能不看到的。

早期搞文化革命的人，旧学的基础差不多都好。陈独秀那样的激烈反旧学的斗士，模仿俄苏与法国的革命理论，都有点皮毛，而文章的气象，似乎是六朝的，有韩愈的影子也说不定。至于胡适，就把“五四”的求实精神与乾嘉学派联系起来，也并非没有道理。1921年之后，《新青年》分化，在孤独的路上前行的不多，鲁迅、陈独秀还保持着进击的激情，而周作人、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则向士大夫的一面靠拢了。他们虽然也写白话文，情调却在魏晋与明清之间，精神与许多白话作家是隔膜的。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革命的前沿，那些新事物的迎接者，文章不都是新的，行文间也不免旧文人的习气。他们在最时髦的新世界里，表达方式还在清末的时期。1924年，罗章龙与陈独秀、李大钊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会后他访问了俄、法、德、荷、比、丹等十国，可谓是浪漫之旅。所到之处，都留下一些诗文。看不到多少共产党人的严肃的面孔，倒有点古代读书人的样子，趣味似乎和马克思主义无关。同时代的毛泽东、陈毅、朱德的墨迹，儒生的气息不是没有，只是造反者的气象更浓罢了。他们在乌托邦的梦想里，还残留着孔老夫子的习气。反传统的人其实是站在传统的基点开始起航的。

至于新文学家的写作，更带有这样的多面性，其面孔也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简单。他们对旧传统有自己的看法，不喜欢的东西就攻击之，喜欢的也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就后者来说，他们是通过借用旧学的经验来确定自己的审美观的。后来的京派文学，其实就是这样延伸下来的。

旧学的经验，触发了新文化的发生是无疑的，虽然这在其间究竟占多大成分还不好说。可以说，它是现代新精神可以借用的思想资源。胡适在白话文的提倡中，不忘对旧体诗的研究，对文言文也有心得。朱自清授课的内容是古代文学，精神就是有历史的厚重了。闻一多后来一心研究神话与诗经楚辞，都是在寻找我们民族内心核心的存在。他们知道，在新文人那里，有旧有的遗存，不是什么都没有价值的。

当知道那些弄新文学的人多是旧学问的专家时，我才知道，我们对新文学的发生与解释，似乎少了什么。对他们的另一面，我们知道的真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