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的语言只有古意，而乏现代人的生命质感，是很大的问题。新文化要革的，就是士大夫的命。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大概在1925年，鲁迅在《咬文嚼字》里，就讥讽过翻译中的附会古人的旧习，以为那是不好的。古而且新，有今人的温度，是一些人的渴望。这样的文体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乃一份财富。胡适、鲁迅的深切的地方，就是既保留了古人的智慧，又去掉了读书人的迂腐气。不知道为何，后来的作家都不太有这样丰厚的韵致，似乎故意远离这些，文字越发无味，渐渐和他们隔膜了。只是汪曾祺出现后，古雅的一面和清秀的存在同现，文学才有了爽日的风骨。

我们现在看鲁迅的小说，觉得与鸳鸯蝴蝶的距离甚远，是真的知识界的文本。如果不是他的出现，我们现代文学，真的没有久远的亮度。鲁迅是超人，他走得远远的，我们跟他不上。他的路，不是唯一的，不要因为鲁迅的成功而否认别样的存在。鸳鸯蝴蝶的那一套，并非没有可取的地方，倘改变一下路径，也许会有新的特质，即把生命的感喟和人间的图景立体地描述出来。远离玩世的心态，精神在盘旋里飞升，有力量的冲击。张爱玲的出现，就使旧派小说从死胡同里走出，有了异样的风采。在这个民国女子的文字里，日常的那些存在，都获得了诗意。虽然不乏旧派小说的男女恩怨，可是笔锋才气袭人，总是有力度在的。她的作品像欧洲的一些古典的油画，忧戚里带着无望的寂寞，仿佛日暮下的街市，无奈地等着黑暗的到来。张爱玲的文字是明清式的才女的遗痕，《红楼梦》的大观园气被洋场的香风代替了。她有了切肤的痛感，那种个体生命的无奈，也有塞尚和莫奈色调的出没。于是便从旧派的滥调里走出，完成了一场革命。到此，与鲁迅不同的存在开始闪耀于文坛。远不失古雅的文人气，近弗隔民众的生活。泼墨为文间又拒绝成为党派文化的附庸，鸳鸯蝴蝶派的变调，成了纯文学的一部分，说起来是很有意思的。

古文可以被跨越，也可以被革新。它的古老的幽魂在近代的出出进进，跌跌落落，印证了我们文化的内在冲突的多样性。我们中国人用文言文，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而白话文，也是源远流长的。按照胡适的观点，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白话文学延伸的历史，在古文之外，民间性的写作从未间断过。读书人喜欢游戏，有时候近一点士大夫的情调，遂有才子的诗文在；有时候到民间去，市井的与泥土的气息流散出来，那就是人间情怀吧。还有一条路，是既非士大夫的传统，也非民间小调的传统，乃纯粹的知识分子的写作。鲁迅在二十年代说中国没有这样的知识分子，现在有否，还不好说。我觉得自己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无法描述那个世界的东西，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生态问题。我们的士大夫文化与市井文化已经存活过，只是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寥若晨星。中国未来的艺术总该有另一个样子，但古文化的因子和民间的因子都不会死去，那也是自然的。

2010年10月12日

（《收获》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