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心情好的时候，比如穿了一件新的红上衣，一家人都没注意到，她忍不住了，“咚咚咚”跑上二楼，问鲁迅：“我这衣裳好不好看？”

鲁迅就会放下工作，打量她一眼，老实地作出评价：“不大好看。”

隔了一会儿，他又告诉她不好看的理由，比如红的不能配紫的，也不能配咖啡色的；绿的也不能配紫的；又说到她的靴子……这是我们目前所能知道的两人独处的唯一的场景，然而也只是说说衣服，鞋子，搭配。——是啊，还能说什么呢？什么都在里头了。

说了一会儿，萧红看时间差不多了，大概又“咚咚咚”地跑下楼去了，第一，她不能耽搁先生的工作，第二，她得顾忌许广平的感受——如果这个家她还想每天出入的话。

站在萧红的角度，以她那自由奔放的天性，这段时间她是很压抑的。

又有一次，她要出门赴约，许广平替她打扮，找来各种颜色的绸条用来装饰她的头发，其中一根红绸条，扮得萧红似乎不是很好看，鲁迅生气了，大声地对许广平说：“不要那样装她……”这一幕真是意味深长，在那不知是春天还是冬天的房间里，三个人，静静地站了一两秒，有什么东西似乎昭然若揭了，许广平很窘，萧红安静下来了，鲁迅呢，他把眼皮子往下一放……然而也就这一两秒，这艰难、隐涩、沉重的一两秒过去就好了，过去了，又是什么都没发生了。

后来，萧红便离开了，她去了日本，这是1936年夏天的事。她为什么要离开呢？据说是“养病”，又有说是“精神上的苦闷”，她走的时候，鲁迅正在生病，——已经断断续续病了大半年了；她走了三个月以后，鲁迅就去世了。

这三个月中间，她跟鲁迅没有任何联系；萧军也觉得蹊跷，很多年后，他跟牛汉说，“他们没有任何联系……”他似乎是欲言又止的。

这之前发生什么了吗？

然而这些不说了，再不会有人知道了。

上海的这两年，是萧红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两年，——如果不能说是最幸福或是最快乐的两年。首先，她没那么穷了，至少有饭吃，偶尔还能穿上新衣服；第二，稍稍安定了些，虽然是短暂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她结识了鲁迅，每天朝夕相处，成了她精神上、感情上的最大的慰藉，也成了她忍受萧军的铁拳头的最大的慰藉，成了她生活中类似于支柱的东西，成了习惯！

这两年对于鲁迅来说呢，也是一种慰藉吧？我想象他那位于大陆新村九号的二楼的书房里，虽然也能照进阳光，不知为何总有一种阴天的感觉，隐隐的有点冷；一家三口并两个老妈子，三层楼，一个院子……填不下，填不下，太冷清了。所以他是很喜欢年轻人来家里的，来他的书房里，欢天喜地，海阔天空。

内中就有这样一个姑娘，开朗，天真，聪慧；起先她或许有些拘束，话不多，熟了以后竟完全变了个人，叽叽呱呱，爱笑，她是什么话都愿跟他说，——究竟她也说不出什么来，却总能把他从一大堆的书稿、校样、人事、烦恼中暂时解脱出来，使他知道他是活在人间。后来，她就每天都来了，差不多成了一家人。病中他一个人躺在书房里，眼看虚空，大约也意识到这是他的暮年，他是孤独的，他这样一个瘦弱的老人（他那时其实并不算太老）……身后响起熟悉的脚步声，他回过头去，顿时，满屋子的阳光啊，他打了个招呼：“来啦？”

她说：“来啦！”

鲁迅死了两个月以后，萧红回到了上海，先去万国公墓祭拜；这是1937年1月，半年以后，中日战争爆发。

这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两萧”都曾做过努力，从上海到武汉，到山西，到西安……然而终不行了，他们是在西安正式分手的。这时，萧红已有孕在身。

在西安，萧红和丁玲曾有过一夜长谈，谈了什么未可知；我在想另一个问题，她为什么没有去延安——就像丁玲那样；而且，她的朋友圈都是这一类型的，有信仰，有追求；萧军也是从延安过来跟她汇合的……唯一的解释是，她和张爱玲一样，对政治既无兴趣，也不通。

而且这时，她和端木已互通情款了，我猜想。他们刚认识半年，这半年来，端木一直陪伴身边，——当然不只他们两个，还有萧军，还有一群人，俗称“东北作家群”的，他们是从武汉一路辗转来到西安的。

在西安稍作停留，萧红就又回到了武汉，不久，她怀揣萧军的孩子，和端木举行了婚礼，这已是1938年5月了。据载，萧红对这次结婚是很平静的，在婚礼上，主持人让她发表感想，她说，她没有别的希求，只想过安定的生活。——然而对萧红来说，安定是何其艰难的一件事，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先不说那个乱世，兵荒马乱的，一颗炸弹没准就家破人亡了；单说她的性格，即便在和平年代，她也是难能有一颗安定的心的。

她是走在路上想家的、一俟回了家又想上路的那种人，一句话，她是“生活在别处”的人。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安定、幸福都是一些抽象的词汇，是他们赴汤蹈火、飞蛾扑火、怎么求都求不来的词汇，慢慢的，它就变成了哲学的词汇。

两萧的分手，朋友圈里多有替他们惋惜的，然而对于萧红来说，我想这也是她性格的一个必然。她在生活上总有点稀里糊涂的，随意性很大，或有偶尔列个计划什么的，一二三四贴在墙上，执行不了几天就忘了的；就像一盆水泼出去，任由它自己流，她不过是遇上谁就是谁，遇上萧军是萧军，遇上端木是端木了。——后来她又遇上了骆宾基，生命的最后一截，就是这个年轻人陪她度过的。

人家对她一点点好，她就记着了，早已泯灭的对于生活的希望又起来了；这一点她不像张爱玲，张爱玲是先预设了人生是一场悲剧，她按着这预设往下走，不作一点反抗，很冷酷地看着自己往下掉；她对人性也不作奢望，也正因此，反能有喜悦和慈悲，有惊喜。她对于爱也是这样，她是可以去爱人的，而不单单是被爱。胡兰成避难的时候，她去乡下看他，忍痛替他的女朋友画像；私下里，两人还交流对这姑娘的看法，议论一下她的美。她回到上海，不拘自己是卖文为生，省吃俭用攒钱汇给他，因为她体会他的难处，知道他更需要钱。她做完了她该做的，心里平安了，就去了结这件事，写信告诉他不再联系了，这以后就真不联系了。这以后，她就彻底地放下了这个人，其实是放下了所有的人，——连赖雅都不算的。